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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历史的长河却不管什么前浪后浪，它只会顺着自己的河床一往无前。因此，当苏东坡站在长江岸边遥想赤壁风云之时，他看到的竟是这样一个画面：年轻帅气的周瑜新婚燕尔小乔初嫁，一身便装统领舰队西进。羽扇指点处，谈笑风生间，曹cao的数十万大军灰飞烟灭。

    这当然也是一种历史意见和精神风貌，只不过不是三国的，而是魏晋的。没错，苏东坡笔下的周瑜更像一个魏晋的名士，而不是三国的将军。尽管周瑜非常懂音乐，就像曹cao是诗人；也尽管魏晋与三国相距不远。

    但，三国是三国，魏晋是魏晋。它们的时代精神是不同的，风采、气度、韵味和格调也是不同的。

    那么，魏晋又将是一种什么样的风度？

    后记 何时忘却三国

    有朋友说：很期待你的中华史《三国纪》这一卷。

    哦，是吗？

    他很期望，我很惆怅。

    三国，不该这样被人瞩目。

    事实上，这段历史并不重要。它不但比不上之前的启废禅让、西周封建、秦并天下和独尊儒术，也比不上之后的五胡乱华，更不敢望百家争鸣之项背。

    然而三国在海峡两岸和亚洲地区的知名度，却远远高于其他历史时期。当然，大多数人知道的故事是《三国演义》讲述的，很少有人去读陈寿的《三国志》和范晔的《后汉书》。中国如此，日本、韩国和越南也一样。

    其实《三国演义》面世之初并无人问津，知识分子更是嗤之以鼻。直到清代的毛声山、毛宗岗父子增删改写点评之后，才风行天下。所以《三国演义》的成败得失，不能只算在罗贯中的账上，还要加上毛氏父子一份。

    那么，毛氏父子给了什么“添加剂”？

    这是只能由版本学家和文学史家回答的，但他俩的点评则多少透露出一点蛛丝马迹。比如典韦在征张绣的战争中阵亡，曹cao是哭了的；赤壁战败之后，曹cao也说过“郭奉孝（郭嘉）在，不使孤至此”的话，还失声痛哭说：哀哉奉孝！痛哉奉孝！惜哉奉孝！1

    但，也仅此而已。

    毛批本《三国演义》却大肆渲染，做足了文章：哭典韦是当着将士们的面，哭郭嘉则是当着谋士们的面。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哭典韦是为了感动众将士，哭郭嘉是为了羞愧众谋士，前一哭胜过了赏，后一哭胜过了打。

    接下来，他们不无嘲讽地说：原来jian雄的眼泪既可当钱使，又能当棍子用。jian雄之jian，真是jian得可笑！

    请问，这还是历史吗？

    当然不是，但可看，好看，让人想看。

    好看之于文学作品是必需的，因此不必那么在意历史的真实性，可以移花接木，张冠李戴，无中生有，以假乱真。比如诸葛亮不用魏延的“子午谷奇谋”是真，以空城计吓退司马懿是假，《三国演义》则照单全收。

    于是毛氏父子点评说：前者表现了诸葛亮的小心，后者表现了他的大胆。但，如果他不是小心于平日，就绝不敢大胆于一时，司马懿也不会坚信不疑上当受骗。

    因此毛氏父子得出结论：只有小心人不做大胆事，也只有小心人能做大胆事。

    这就很有些哲理。

    诸如此类的点睛之笔时有所见。比如他们说：忠厚人乖觉，极乖觉处正是极忠厚处；老实人使心，极使心处正是极老实处。又比如：英雄所自负者，义耳；jian雄所自负者，智耳。这就不但有人生哲理，还有价值取向。

    可惜这些精彩都建立于一个前提上：三国是一部忠义与jian邪的斗争史。为了战胜jian邪，忠义只好以恶抗恶。这种对抗，说得好听叫斗智斗勇，说得难听就叫勾心斗角。

    勾心斗角贯穿了《三国演义》的始终，尤其是在赤壁之战的前后。原本都是正人君子的周瑜和诸葛亮，也都变成了心怀鬼胎的卑鄙小人，一个“妒忌阴险”，另一个“jian刁险诈”，全无惺惺相惜、光明磊落可言。2

    然而大家都说好看。

    这可真是“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所谓“三国热”表现出的国民心态，甚至大中华文化圈的精神追求和文化心理，不可疑吗？3

    实际上，《三国演义》历久不衰，吸引人们百看不厌的只有八个字：心机，算计，权术，谋略。它们可以用于战场、官场、商场甚至情场，谁不想要？

    打出“重读经典”的旗号，不必吧？

    就连作者和不少读者以为是“正能量”的忠义，也很可疑。什么是忠？臣忠于君，子忠于父，妻忠于夫。但，君要忠于臣吗？父要忠于子吗？夫要忠于妻吗？不用。请大家想想，这难道不是“不平等关系”？

    义也大成问题。道义，正义，仁义，情义，信义，哪个才是真义或大义？当这些“义”发生矛盾冲突时，又该如之何？谁都没有解释，谁都说不清楚，也只能相机行事或者自作主张，你说我不仁，我说你不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