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四章 (第10/11页)

来王承斌大为愤怒，同时对曹锟亦起了严重的误会，以为让他兼任直隶督军，原是一个圈套，本意就是要撤他的师长。

    “他妈拉巴子的！”王承斌对极少数的亲信发牢sao，“过河拆桥，太不够意思了。我跟直系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可想而知，王承斌如要反直，就必然会倾向关外。张作霖原是早就在原籍东三省的直系将领中下了功夫，现在有王承斌暗通款曲，卷土重来，报仇雪耻的机会，看来真的是近了。

    以湖北革命同志为主的一班老革命党，如“刘麻哥”等人，在发动一项运动，拉拢真正有力、能够控制部下的一班巨头，合力创造新局面。

    被公认为够格的“巨头”只有三位：广州的孙总理、关外的张老帅，以及隐居天津、礼佛下棋的段合肥。徐世昌被认为一生事业，已经结束；黎元洪首鼠两端，进退失据，声誉大跌，已不足以号召人心；曹锟是革命的对象，当然不在其列。

    段祺瑞本身已有些心灰意懒的模样，但他的一班部下，却对皖系会让直系逼得透不过气来，始终不平、不服，因此皖系势力，硕果仅存的浙江督军卢永祥，幕中谋士如云。曹锟贿选成功后，卢永祥宣布与中央停止公文往还，表明不承认曹锟的立场，实际上已是半独立的状态。

    这一来，卢永祥便已构成被讨伐的条件，为求自保，必须多结盟友，便继《江浙和平公约》以后，由浙江商会会长金百顺，与安徽的士绅、当过末任湖南巡抚的余诚格奔走联络，缔结了《皖浙和平公约》。接下来，《赣浙和平公约》亦告成立。浙江与江苏、安徽、江西三邻省，和平共处，足以隔绝直军南下。但福建是个缺口。

    两省士绅当然亦想有这么一份可免战火的文件，但在福建的孙传芳却另有看法。他认为订立和平公约，简直就是疆吏联盟，目无中央，大大不可。除非中央批准，才能照办。

    话是冠冕堂皇，其实倾向直系。孙传芳志不在小，并吞东南，自成局面，在他看来是迟早间事，自然不愿以一纸条约，束缚了自己的行动。

    因此颇有人担心孙、卢会发生冲突，哪知结果竟出现了“齐卢战争”，亦就是江浙战争。

    江浙之间为了争上海这个地盘，积怨已久，民间虽有和平公约，齐燮元却不惜兵戎相见，终于因为属于直系的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被刺，引发了历时一个月的齐卢战争，结果是齐胜卢败，皖系最后的一股势力，亦归于消灭了。

    但卢永祥与张作霖早就有约，联合讨直，所以齐卢之战爆发以前，卢永祥派他的长子、被称为“民国四公子”之一的卢小嘉，由奉天驻沪代表、袁世凯的女婿杨毓珣陪同，秘密到沈阳去活动，希望张作霖派兵入关，作桴鼓之应。

    张“老帅”自第一次三路讨直，大败而归以后，怀着卧薪尝胆的心情，整军经武，将陆军整编为步兵二十七个旅，骑兵五个旅，成立了海军和空军，拥有六艘兵舰，一百二十多架飞机，分编为飞虎、飞龙、飞鹰、飞豹四个大队，由“少帅”张学良担任空军司令。

    最重要的扩充是，强化沈阳兵工厂，员工用到六千人之多，每年可制造七十五生的野炮两百门，一昼夜可出产步枪子弹四十万发。这一支武力，真所谓“兵精粮足”。新旧两系的将领，早就跃跃欲试。张“老帅”自然亦想卷土重来，只以不能兴无名之师，因而按兵不动，如今既有可以出兵的机会，当然不会放弃，在卢小嘉到沈阳的第二天，便发表通电响应浙军，声明奉军因受直系压迫，不能不起而周旋。

    接下来便是调兵遣将，仍旧用“镇威军”的名义，也仍旧用杨宇霆为参谋长。下辖六个军，除第六军为骑兵以外，其他五个军都是步兵。最精锐的是第三军，张学良、郭松龄分任正副军长，特别配置了一个骑兵旅。

    总司令部设在锦州，以第三军守山海关，而以第二军指向热河朝阳为主攻。这一军的正副军长是李景林、张宗昌。出兵以前，由张宗昌发起，与张学良、郭松龄“拜把子”。张宗昌是老二，他向张作霖说：“咱们替老帅打天下，不要地盘，只要老帅多给点儿饷，请咱们弟兄玩得痛快就行了。”

    九月十五日奉军入关，吴佩孚却无动静。原来沈阳与洛阳之间的“电报战”已进行了好些时候。曹锟虽为直系首领，却不愿与奉军开战，这不仅因为彼此是儿女亲家，主要的是曹锟尚有自知之明，奉军已非吴下阿蒙，直军多半不敌，倘或失败，一千三百多万做大总统的本钱全部泡汤，岂不心疼？所以一直采取劝和的态度，使得吴佩孚深为不满，这时有意冷淡，看曹锟如何。

    眼看“渔阳鼙鼓动地来”，曹锟真的急了，亲自拟了个电报，开头是“百万火急”，称呼是“子玉老弟”，正文是“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家亲，不如你我亲，一切都听你的”，具名是“小兄锟”。

    吴佩孚大为感动，也大为得意，复电准九月十七日专车晋京。到了那一天，前门车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