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6/8页)

曹锟、张作霖在天津会议。同时打了电报给吴佩孚，请他按兵不动，静候调停。张作霖复电表示，如果曹锟同意天津相会，他自然不会反对。

    其实，当鲁仲连热心奔走之际，双方已有接触。奉军兵分三路，但在战斗序列上，却只分两路。张作霖本是镇威上将军，总司令自非他人所能担任；副司令是吉林督军兼省长的孙烈臣；参谋长当然非复起为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的杨宇霆莫属。

    这一次的调兵遣将，为杨宇霆一手所策划。奉军的实力，经过一再扩充，此时已拥有五个师，二十三个混成旅，三个骑兵旅。此时动用了大约一半的兵力，留一半交给黑龙江督军吴俊升，看守老营。

    入关的一半，西路由张景惠以奉天第一师师长兼总司令，下面三个梯队，由原已驻于北京南苑、廊坊、通州各地的部队编组而成；另调察哈尔骑兵第一旅，配属西路第三梯队。张景惠是察哈尔都统，这一旅骑兵，由他来指挥运用，比较方便。

    东路是奉军的精锐，由“老帅”自兼总司令，下面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由奉军基本部队，已让张作相当师长的第二十七师为主力。第二梯队是“御林军”，由“少帅”张学良兼梯队司令，下辖三个旅。张学良的第三旅，由卫队旅改编。这个旅，编制上除了骑兵，其他各兵种无不具备，兵额十足，武器装备之精良，自不在话下。第四旅原驻锦州，可想而知，亦是劲旅。再一旅就是郭松龄的第八旅——事实上第二梯队是他以参谋长的身份在指挥。第三梯队由驻辽源的第一旅及驻天津的第七旅编成。第七旅旅长李景林是河北人，但跟郭松龄很接近，是“讲武堂派”亦是“陆大派”的中劲，兼任了梯队司令。

    杨宇霆将精锐摆在东路，是有深意的。除了控制塘沽及山海关水陆两要地，进退自如以外，更预见到打了胜仗，亦须撤兵，要撤当然是撤观瞻所系的北京至保定一线的西路，对舆论、对政府、对直系才有交代。至于东路，可以看情形不撤。那一来，奉军在关内才能真正生根。

    由于彼此的老巢不同，奉军重东路，直军重西路，是必然之势。杨宇霆希望西路能够守住，就算胜仗。因为东路是有把握的，几乎可说传檄而定。到那时，以东助西，吴佩孚必垮无疑。

    直军西路由王承斌指挥，集重兵于良乡以南。吴佩孚则驻涿州，一方面是督战，一方面进窥中路固安。东路指挥则是第二十六师师长张国溶，除本部以外，另有三个混成旅，但实力远逊于奉军，所以吴佩孚派他一手所提拔的第二十四师张福来，自固安方面，向东增援。

    到得四月二十八日午夜，三路大战同时爆发。吴佩孚督促王承斌倾全力猛攻张景惠的暂编第一师及邹芬的第六混成旅。这一师一旅，是张作霖驻扎长辛店、卢沟桥两要地的主力。败讯一传，先影响到中路。

    中路的奉军，本来打得很好。但西路一败，军心动摇，而且吴佩孚因无后顾之忧，得以自涿州向固安方面加强压力，以致原占优势的中路奉军，被迫退至天津。

    这一来势必又影响东路。本来照杨宇霆计算，西路如果能死守两三天，东路往西进攻，抄直军的后路，胜负立判。所以奉军纳徐树铮之议，在秦皇岛扣留日本所运来的军火装备。无奈成军以来，没有打过什么仗，加以指挥不一，而最糟糕的是，这批奉军久戍京畿，虽得地利，却欠人和。奉军的纪律一向不佳，开口就是“妈拉巴子”，跟地方上的感情搞得极坏，平时无事，老百姓只好忍气吞声；一旦开战，处处跟奉军为难，吃亏甚大。因此一场激战，奉军不敌而退。

    奉军的精锐，集中在马厂一带，张作相、张学良、李景林都亲自上阵。在张福来未赴援以前，已占领了马厂以南的青县。李景林更沿大清河北岸推进至这个战场的中心点霸县。霸县是水陆要冲，陆路四通八达，北上固安，南下河间，东达天津，西通保定。如果由此分兵两路，一路经新城至高碑店或宝兴，截断平汉路；一路由雄县、新安疾趋保定，曹锟即成瓮中之鳖。即或不然，吴佩孚救其所必救，自涿州回师守保定，西路奉军乘机反攻，直军亦必败无疑。

    不道西路败得如此之快！本来奉军可以三路会师保定的，一下子变成直军打算三路会师马厂。李景林怕被包围，全师而退，撤回当年义和团的大本营，天津以西的独流镇。

    此时王承斌所指挥的部队，由西路转至东路作战，沿京奉路南下，过廊坊，占领了落垡，离天津不过百里之遥。

    于是五月五日那天，奉军全面后撤，退保军粮城，刚好打了一星期。

    奉军的西路败得很惨，张景惠及邹芬的第一师及第十六师，被直军缴械；第二、六、九三旅，溃不成军。东路奉军精锐，由滦州往东北撤退，但直军彭寿莘所部紧追不舍，在山海关形成胶着状态。

    两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