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六章 (第5/6页)

有集会专门商议如何对付段祺瑞。他才知道吴笈孙居心确实可鄙，因而对他大为不满。

    “府上烧得怎么样？”吴笈孙问。

    “我哪知道。你自己去看好了。”

    这个钉子碰得不小！吴笈孙没有勇气再说别的话，曹汝霖亦有意让他“坐冰桶”，默然相对，这是不下逐客令之逐客。吴笈孙告辞时，主人自觉身在难中，礼节疏略，理所当然，竟连送都不送。客人尚未出套房，他已回身向里了。

    吴笈孙一回去，对曹汝霖当然没有好话。照中国人的礼貌，人家来慰问，总是好意，应当很恭敬地招待，何况吴笈孙代表大总统徐世昌，是“钦使”的身份。纵不说照前清的规矩，曹汝霖应率领阖家男丁，在大门外跪接钦使，至少不看僧面看佛面，亦不应如此傲慢无礼。因此，徐世昌认为曹汝霖的敌意很深，拥段倒徐之说，绝非空xue来风。

    这一下，凡有任何不利于曹汝霖的建议，就很容易见听了。其时“五四”风潮，迅即蔓延各地，在上海尤为激烈。吴笈孙就劝徐世昌，顺应上海、北京学生代表的要求，先撤换对日外交的主要人员，但处分驻外使节，会令驻在国大感难堪，因此章宗祥暂保无事，曹汝霖与陆宗舆，不妨作为牺牲。

    但老谋深算的徐世昌，另有一套安排，先关照吴炳湘派人将曹汝霖的父亲，送到天津。接着将曹汝霖全家安置在西苑北海的“团城”，名为保护，实际隔绝。结果是，吴笈孙向报界私下表示，曹汝霖与陆宗舆已提出辞呈，实际上是想“放空气”暗示曹汝霖，该引咎辞职了。

    曹汝霖倒确有此意，但段祺瑞不赞成。他亲自到团城去看曹汝霖，说这趟学生暴动，目的是对付他，不想竟伤了曹汝霖与章宗祥，深感抱歉。

    “总理亦不必介意，总之是我自己对立身处世，不甚了了。经过这一番刺激，荣辱得失，我亦看开了。我打算今天或明天就把辞呈送了出去。”

    “你不要辞，万不可辞。”段祺瑞说，“我倒要看看，东海究竟有多少力量。”

    曹汝霖便照他的意思，决定不辞。此时“五四”事件，已经发展为一种运动，青年学生积愤于军阀的祸国殃民，发出各种救国的呼吁。当然最尖锐的问题是，警方逮捕了二十多名学生，全国各地纷纷要求，尽快释放。但内阁为了维持威信，始终不肯作任何让步，反而提出解散北京大学的要求，教育总长傅增湘极力反对，而且为此辞职。

    不过，有一步棋是徐世昌走对了，利用当前的情势，秘密活动外交团，建议他们的政府，同意对华禁运军火的协定。英国公使朱尔典照会外交部，共计有十二个国家参加此项禁运协定，直到中国统一，才会解禁。

    统一需要南北议和，但双方立场本来就有距离；适逢其会地由山东问题引发的外交难局，以及风起云涌的用罢课罢市等等激烈手段，作为对北洋军阀抗议而造成的混乱，越发拉长了彼此的距离，南北和议终于破裂了。

    和议破裂并不表示徐世昌的政策失败，但对段系却等于一种鼓励，谈和谈不成，又有越演越烈的学生风潮，政局岂不是又该有所变动？这一回的主谋，除了徐树铮，还有丁士源，他本来是曹汝霖所派的京绥铁路局局长，最近又兼了京汉路，利用两局的公款，作为初步活动的资本。

    第二步是由徐树铮利用“筹边”的名义募集巨款——欧战结束，“督办参战事务处”迟早要取消。徐树铮跟段祺瑞商量，先就有了一着棋，向徐世昌提了一个“西北筹边条陈”，这是从左宗棠而起的壮图，徐世昌没有不支持的道理，交国务院会议通过后，在四月间明令派徐树铮兼任“西北边防筹备处处长”，负责执行他自己所提出的筹边办法。

    办法中第一条是修建铁路。徐树铮认为最急要的一条路线是从归绥到恰克图，全长两千余里。筑路工程费每里以两万元计算，共需五千万元，钱从何来？

    唯一的办法是发行公债。徐树铮建议发行“边业公债”五千万元。所谓“边业”就是开发西北的矿产、畜牧等等事业，作为这一批公债的担保。想法不错，问题是五千万的公债由谁来买？徐树铮便又想了一个办法，这批公债不必先卖，拿来抵押两三百万元。另外设一家“边业银行”，招募商股三四百万，合计以六百万元为目标。以六百万为准备金，起码可以发行一千两百万元的钞票，拿来举办各种“边业”，着手修路。路工一开，信用建立，再赎回公债，公开发行，国内外一定抢着购买。他说这叫作“步步为营之策”。

    可是问题又来了，第一步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