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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州激馏客栈发现了被通缉的何万有的尸体。他是自杀而死，并留下一封遗书。遗书彻底拆穿了王廷赞的谎言：原来这六十根金条是王廷赞自甘肃带来，在北京交给了王诲之，王诲之又托何万有代为保管。何万有因风声紧，又想到将金条藏在衣褡中，转存到联兴帽铺内。

    除何万有之外，帮助王廷赞转移财产的还有张谦益、王汝辑、孙士基、曹国林四人，后来均被抓获。通过这些人，又追查到他们的同乡——之前为王廷赞心腹长随的王亮侯身上。后来进一步追查才发现，王亮侯也事前参与转移了资产，仅转移到他家乡临榆的王廷赞财产就有金叶子四封（重四百余两）、银一百余封（重六千七百两）。果然应验了和珅在乾隆皇帝面前揭发王廷赞“家计充裕，即使再加捐数倍，亦属从容”的话。

    再说兰州这边，阿桂、李侍尧接到乾隆皇帝六百里加急廷寄后，自然不敢怠慢。可甘肃捐监积弊已久，冒赈也已历经数年，堪称惊天大案，甘肃各级官员却从无一人对朝廷提及，可见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人人有份。面对这样一个密不透风的集团，到底要从哪里下手呢？

    幸好对此难题，精明过人的乾隆皇帝早有明确指示，要二人重点清查王亶望任甘肃布政使时道府结报监粮系属何人，以及私收捏报的经过。很快，阿桂、李侍尧就理出了一份王亶望任内时历任道府及直隶州官员名单。下一步就是要寻找突破口，对此，乾隆皇帝进一步谕示：“臬司（按察使）即系局外人。”一语惊醒了梦中人。

    当年六月二十七日，阿桂和李侍尧派人将甘肃按察使福宁“请”到总督府来。福宁进来时，阿桂和李侍尧正端坐堂上，一脸肃色，这让本来已经很紧张的福宁更加惴惴不安。见礼后，李侍尧也不寒暄，单刀直入地问道：“臬台大人，你应该知道今天我们请你来是为了什么事吧？”福宁用袖子擦了一把额头的汗：“福宁不知，还请李相国明示。”李侍尧虎起了脸，冷笑道：“你是臬司，主管一省司法大权，还需要我明示么？”福宁更加紧张，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直冷眼旁观的阿桂这才开口，温言安慰道：“福大人，你也不必过于紧张。我们都知道，你是臬司，完全是局外人，这也是皇上的原话。”福宁大感意外，愣了一下，还有些不相信地问道：“皇上真这么说？”阿桂肯定地点点头，道：“对，皇上英明。福大人，你只需要将你所知道的甘肃省捐监一事如实告诉我们，就完全脱离了干系。”

    福宁又惊又喜，当即将他所知道的甘省捐监内幕和盘托出：甘肃自开捐之始，便是收银，而不是收粮。具体的做法是：王亶望将实收靠（空白的捐监执照收据）和所收银两全部交给兰州府存贮，当时的兰州知府就是他的亲信蒋全迪（现任浙江宁绍台道），因而给发各州县捐银的多少全由王亶望一人说了算，旁人无权过问。外省捐生全部到省城兰州报捐，省内各州县也在兰州向报捐之人办理捐监手续，颁发监生执照。各州县领回的折色银两，也没有用来买粮补还仓库。放赈时，王亶望从未亲往灾区察看，各地的受灾分数均由他一口决议，放赈时也不派官员监视。即使事后盘查，各州县具文申报，道府按季出结，也全是弄虚作假、虚应了事。

    福宁的交代有力地指证了王亶望是私收折色的始作俑者，并不是如王所供称的那样是其下属所为。不过福宁所知有限，具体到王亶望是如何用冒赈开销情弊一节，也无法提供更多的线索，只是说甘肃省各地方报灾数目全部由布政使司决定，如果要了解更多，只能去查阅王亶望任内时各属报捐实收及开销赈粮的原始账簿。

    福宁走后，阿桂与李侍尧又提讯了巩昌府知府宗开煌。乾隆四十一年（1776）时，宗开煌任安西知府，安西下辖敦煌、玉门两县，正是所谓的“赈灾重地”。他供称说：“我任内敦煌、玉门两县册结时，因王亶望要求，不得不在省城出具假结。”

    得到福宁和宗开煌的供词后，阿桂与李侍尧相视而笑。至此，甘肃捐监冒赈案已经浮现出冰山一角，王亶望和王廷赞的狐狸尾巴已经露出来了，下一步，就是要将其中舞弊分肥、冒销勒买的详细情形查出个究竟。为此，二人连夜调阅了布政使司的账簿。

    、]只看了几本，李侍尧便发现了一个重大巧合：凡是捐监人数多的地方必然有干旱，赈粮也相应的多，捐监人数少的地方则少有灾赈。举例来说，乾隆四十年（1775），甘肃首府首县皋兰县报捐实收四千八百张，应当收纳监粮十九万一千九百余石，这一年即开销赈粮十五万五百余石、银一万七千余两。次年，皋兰县报捐实收八千张，应收监粮三十二万石，这一年即开销赈粮二十三万四千八百余石。连续两年，收捐与开销大致持平。实收捐生之多寡竟然与各州县被灾之轻重如此契合，显然已经不是巧合，而是王亶望与地方下属串通侵蚀、任意开销的实证。

    [人、]至此，冒赈开销一节的过程算是查清楚了，下面就是调查甘肃省上下官员如何舞弊分肥之情形了。但这一关节无疑是最难的，甘肃弊情日久，通省大小官员无不染指，他们知道利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