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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 年 1 月,钟欣愉带着阿渡和阿念来到香港。 汽轮泊进码头,她站在甲板上,看着几年前曾经来过的这个城市,熟悉,却又陌生。 眼前那些整齐的西式建筑,以及夹杂其中的唐楼,平地而起的山,山上满是热带植物的树林,仍旧充盈着南中国潮湿的空气,普照着沉厚致密的阳光。但哪怕只是远远眺望,也可以看见那些残垣断壁,以及在废墟里迎风摇摆的野草。 她带着孩子下船,先住进旅馆,再去上环文咸东街上的中国银行见郑经理。分行规模不大,不过三十几个人,以一当三地用。之后的每一天都是忙碌的,她开始上班,搬进罗便臣道上的宿舍,找了看孩子的女佣,又给阿渡在附近找小学报名。 休息天,她带着她们到处去,皇后戏院看电影,海上坐渡轮,爬上砵甸乍街的石板台阶,走过密密搭建的屋棚中间人流如织的街市。 “喜不喜欢这里”她问孩子。 阿念一向嘴甜,抱住她和jiejie,说:“只要我们三个人在一起,随便哪里都好。” 阿渡竟也点头,说:“这里有点像重庆。” 也许是真的吧,钟欣愉笑起来。当时的香港不及上海繁华,在城市里就能看见山,大片的树林,甚至农田,道路高高低低,一会儿一个坡,一会儿一道石阶。 遗憾的是,她还是没有找到他。虽然每到一个地方,她都会问,附近有没有做书画生意的店铺有没有一块可以裱十尺长卷的阴沉木 但香港与上海不一样,并没有成了规模的书画行当。即使有过,几年仗打下来,也已经飘零各地。 有人对她说:“裱画要那个做什么长卷都是装在架子上裱的。” 她却觉得是个好兆头,因为从前她去找他,也曾听到过类似的话。 而且,那段时间,北边不断传来内战的消息,越来越多的人涌进香港,连带着本地的地价都涨起来。她又有那种感觉,就像几年前在重庆,所有的人都会相聚。 就这样到了春节之前,行里来了几位本地商会的客人,商量贷款的事情。 钟欣愉听到他们交谈,说到北边打仗,原本进口的机器运不进去,打算贷一笔款子出来,留在这里就地开厂。 贷款是要抵押的。他们讨价还价,算了地皮,又算到古董。其中一位侨领,号称是本地出了名的收藏家。 负责贷款的专员不懂这个,钟欣愉听着,便过去攀谈。 几句话就知道她是懂行的,侨领十分欣喜,把预备做押的字画告诉她,是一套郑板桥的册页,而后说:“中环石阶路新开了一家书画店,是苏州一派的手艺,画就在那里重新装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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