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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的声音，他只说了很轻的一个“喂”，然后，我们便沉默着倾听彼此的呼吸。

    我站在咆哮的大风里，他对我说：“看见我的消息了吧？”

    “你为什么来啊？”

    “有一项很重要的考察，别人来了我不放心。”

    我深深地吐了一口气，高声问道：“就必须现在来吗？”

    “没办法，工作还没到停歇的时候。”

    这种特定的困局里，人变得脆弱不堪，Frank的出现，让我像触碰到光亮般惊喜，但更多的是担忧。

    即便我正在忘却他。

    我在刺骨的冬风里捂着嘴哭出了声，口罩上的水汽和眼泪混合在一起，附近的小区工作人员全都看向我，露出一种同情怜悯的神色。

    大概在这个时候，他们也见多了像我这样忽然大哭的人。

    “为什么要来啊……”我一边哭一边说。

    夜里，Frank找到了同事的车开过来，他不仅仅回了中国、来了武汉，而且，还来见我，我站在电动门旁紧闭的铁门里等他。

    不知道他的车停在哪儿了，我看见他跑着过来，穿着一件黑色冲锋衣，和天蓝色的牛仔裤，戴了口罩和护目镜。

    我呆在了原地，许久，才抬起胳膊对他挥了挥手。

    我哭得转过身去，缓了大概一分钟，再次转过身的时候，他还是站在那儿，他进不来我也出不去，他把手里很大一袋东西放在了地上，高声地喊：“给你的。”

    “不要哭，”他说，“很快就会好的，要相信。”

    我不住地摇头，又点头，带着哭腔回他的话：“不要来啊，你不要来，万一感染了怎么办……”

    “没事，我有——”他指了指自己的护目镜和口罩，说，“要东西就给我打电话，我给你送过来。”

    我们不能离得太近，Frank指了指手机，他打了电话给我，我接起来，这样看着彼此听电话。

    他说：“不要替我担心，我身体特别好，你加油，等小区解封了，我们就能见面了。”

    “不要出来乱跑了。”我说。

    接着，他告诉我，能在这个时候见到我，他特别开心。

    我还是有点记仇，我无法原谅他，然后彻底毫无防备地再次爱他。

    这太难了。

    我一个晚上都没睡着，次日清晨，自己用微波炉热牛奶，还开了蒸箱，蒸了Frank带来的速冻虾饺，我拍了照片发给他，说：“谢谢。”

    “我住的这边有厨房，改天做了菜送过去。”

    “不用啦。”我回。

    “那你怎么吃饭啊，自己什么都不会煮。”

    “我会煮方便面，还会煮饺子，还会熬白米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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