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十六章 创办玄教 (第2/4页)

看宋末宋境内有什么宗教，儒教、道教、佛教是三大教派，另外还有方腊的摩尼教，女真的萨满教，开始传入中土的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婆罗门教和犹太教也已经传入中土。

    但是除了儒释道三家，其他的不足为虑，包括方腊的摩尼教，真正信奉者也不过百分之一。真正要想让教派发展起来，就要从儒释道三家的长处分析，取长补短。

    儒生一般讲究子不语鬼怪乱力神，所以他们基本上不信奉那种神格宗教。而且他们信奉孔子的根本原因是这样能给他们带来政治上的好处，很多儒生天天读儒家经典，内心深处却不相信它，那些儒生有对广大的平民百姓“仁”和“礼”过吗？他们只对外族凶猛势力和上层势力讲仁和礼。搞这种信奉者根本不信的宗教，是中国的悲哀，很根本的悲哀。

    佛教，这个宗教究其内涵，还是很有深度，有它的意义的，但是凡俗中的大部分人并没有这个悟性，他们领会不到佛教的真正要义，只能被佛教外表的消极思想给侵害住，而且大部分中国人信奉佛教讲的就是“临时抱佛脚”，根本没有什么人是真的信奉佛教的。不单单是中国，其他非常信奉佛教的国家现在都落后的不像样子，看东南亚那些小国。

    佛教对中国的影响坏多于好，不仅仅是在思想上麻醉约束了普通民众，而且它这个组织对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也有非常不好的影响。像南北朝时期和唐朝中后期，寺院恶性膨胀，寺院占尽名山良田、不事生产，既没有产出也无法流通，对社会生产资源的占有和浪费非常突出。其在唐代和武后时期，本当艰苦修为、清静无为的和尚们坐拥大量地产，成为大地主，富甲一方。《旧唐书》中形容当时情况道：“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

    当时平民面临苛捐重税，没有田地耕作又无处谋生，很多选择了出家一条路，因此寺院人员闲散冗余状况也相当厉害，甚至到了要耕田的时候没有劳力、要打战的时候没有兵源的地步。佛教的兴旺鼎盛与萧条混乱的社会秩序产生了根本利益上的冲突。公元六世纪，北周灭北齐后立即推行灭佛政策，限制寺院人数，有三百万僧尼还俗。这个数字是当时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唐武宗时期强迫还俗的僧尼也有26万人，数千万顷的良田被收缴，拆掉寺庙4600所，使社会上的劳动力和生产财富凭空得以成倍增加。不仅如此，佛门还是特权集中之地。北魏镇压盖吴起义的时候，在一所佛寺里发现大量的兵器，又发现大量地方官和富人寄藏的私物，以及“私行***处所。这给了魏太武帝暴力灭佛的借口，“悉诛天下沙门，毁诸经像”，令“一境之内，无复沙门”。唐代开国时立下一个规定，进入佛门的人“可免死”，因此招致很多叛军被击溃后就往寺庙里躲。“安史之乱”期间，郭子仪与当时的禅宗神会达成协议，默许后者通过私卖度牒的手法换取钱财，佛教徒因此数量失控。种种内乱外患，致使一个本应与世无争、良性运作的宗教组织不断异化，变成了社会肿瘤，非但独立于政权之外，还与世俗社会的利益相冲突，令统治者欲除之而后快，终于招致灭顶之灾。

    作为一个宗教，佛教因为膨胀过快而失控，已经逸出了本身作为一个出世的宗教组织本身的权力和职能范围，与世俗社会争夺起资源和财富，甚至于与政权争夺起对社会的控制权。

    所以卢俊义对佛教自然是半点好感都欠奉，不过他对道教则另有看法。

    道教是我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东汉时期在民间兴起。道教的思想，来源于战国时期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方术。它对人生采取消极态度，主张修身养性，炼制丹药，以得道成仙。道教带有邪教的味道，假托《道德经》之名，学问成分较少，实际成分却是引气、炼丹，荒诞不经，对我国后世文化的影响要比佛、儒两家要弱得多。

    卢俊义就准备改良道教，使这个中国出产的宗教发挥出它本来应有的作用。

    之所以依托于道教，一则有一个现成的道家高手公孙胜可以帮助自己，一则道教还是有很多适合中国的东西，它的教义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它还是一个多神教派，那么多神中很多都是民众耳熟能详的，不同于佛教，大家只知道如来和几个菩萨。

    创建教派，一统道教也是公孙胜一直以来的愿望，道教的派别分有几十种，每个教派的教义都不大相同，既不利于民众信教，也不利于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