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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梁苏有点想念于鹤立了。她挪到床边, 看着那部红色的半旧电话，正要伸手拨号, 忽然想起在重庆时都是于鹤立无微不至的照顾自己，弄得都有习惯性依赖了。可于鹤立有着人人羡慕的北京户口和优越的家境，齐大非偶的道理她还是明白的。

    开始和于鹤立谈恋爱的时候，梁苏是纯粹跟着自己的内心走。恋爱在她眼里，只要是真情所至，并不一定需要开花结果。没想到于鹤立比她预料的要深情的多，梁苏只可惜现实阻碍太多，她不能全身心依赖他，至少这个阶段不能。

    不如两个人断连一个月，先冷却下这段关系，也给自己一个适应没有于鹤立的空间。梁苏摩挲着手腕上的瑞士表，想着于鹤立应该正陪着远道而来的父母逛解放碑，一家人其乐融融的温馨场面。不由得起身打开箱子，找出本解放前翻译的西方经典庭审案例，随便翻了一页就开始看。

    路教授闲暇的时候跟她说过，在西方三权分立的体系下，法庭上律师的作用比国内要大很多。当时她还不知道自己有个在加拿大定居的便宜外公，只觉得飘洋过海对现阶段的自己十分遥远。其实每当路教授说起在海外法庭上慷慨陈词反败为胜时，眼睛里都浮动着年轻人身上才有的澎湃激情。

    “我国从清末开始进行近代司法改革，但和西方彻底的民主共和还有本质区别。您作为华人律师，在海外前途无量，当初为什么会响应国民政府号召回来？那个年代中华大地狼烟四起，民不聊生，政治也腐败，律师只能在夹缝里生存。”梁苏很好奇是什么促使路恩平当年抛弃丰厚收入与前途毅然回国的。

    路教授躺在竹椅上，摘下眼镜，仰头看着窗外蓝天上掠过的鸽群。“我当年在东吴大学念书的时候，每每读到百年前外敌入侵，领事裁判权丧失，我们的国土上被划出一块块租界，金发碧眼的洋人法官强词夺理包庇本国罪犯的时候，心里既愤恨、又耻辱。后来庚子赔款，大批中国留学生远赴海外，多数人都选择就读技术类专业。我就在想，如果有中国律师能够通晓西方法律和国际法，即使在租界内按照外国法律行事，我们中国人也能为自己维护点权利，不至于因为无知被欺负的太狠。后来新中国成立，废除租界和不平等条约，我们才在自己的土地上扬眉吐气的生活。”

    梁苏听着路教授悲凉而平静的叙述，百感交集。没想到他当初毅然回国，只是为了在不平等的环境下维护尽可能国人的权利，却几乎对职业生涯造成了毁灭性打击。她听于鹤立说起过，十年浩劫里，路教授被调离了专业岗位，受到很多人格侮辱和诬陷。学校在找到他的时候几乎不抱希望，可经过一方劝说，路教授终于决定入职渝城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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