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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开辆车走国道，要不了几天。”于鹤立端着茶，舒展眉目，“正好，也为你自己积累些实战经验和论文素材。”

    “可为什么他不找当地律师？”梁苏坦率的说出了自己的疑问。

    “我估计当地没几个律师，再说这种地级市国企势力应该很强，是解决就业和缴纳税收的重头戏，国营律所的律师们也不敢轻易代理。原告方虽然也是国营单位，但地位要差许多，所以地方政府和国资委才没有插手。你先跟原告的经理沟通下，他要真想让咱们出力就得真金白银的付费，空手套白狼的事在这里是无稽之谈。”于鹤立翻看着上午的笔记，“对了，你还得跟外公和舅舅说一声，不然他们准着急。”

    梁苏一门心思全在案子上，连忙点头称是。“我看那经理的目的倒也不在这个案子上，听他的口气好像这种烂账单位里还有不少。

    “那是自然，毕竟当地有这种风气。这样吃喝欠账的一定不是第一家，也不是最后一家。”于鹤立叹了口气，“这还都是公家单位，如果换到个体户身上，指不定怎么恃强凌弱呢。”

    梁苏知道于鹤立说这话有点兔死狐悲的意味在其中，只能好言相劝，“如果这种现象得到重视，以后只会越来越少。毕竟历史在进步，凡事都要向好的方向看。”

    于鹤立离开后，梁苏给留下联系方式的宾馆经理打了电话，开门见山的说明来意。宾馆经理带着北方汉子固有的洒脱与豪爽，也直接说希望找懂法的人想办法处理掉这个烂摊子。梁苏想了想，把路教授办公室的固定电话给了他，然后平躺在柔软的大床上，准备好好睡个午觉。

    没过多久，她就被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惊醒。路教授熟悉的嗓音从话筒中传来，带着江浙人固有的悠长强调，“小梁啊，我们通过电话了，人家要请我做法律顾问，等合同传完请你就着走一趟。”

    “啊，太好了。”梁苏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清醒过来，几乎一跃而起。

    “别慌啊，这些事办妥当至少还要十多天。隔千山万水，信走的太慢了。”路教授在电话那头听出梁苏内心的激动，适时对她采取了降温措施，然后又跟她说了几点需要注意的事项，还聊了聊首都北京的风土人情才挂断电话。

    之后的一周，梁苏整理好手头搜集的资料，又对梁秋唐那边的投资合同发表了修改意见，并把要去山西的事情告诉了大舅和外公。梁青对此心疼不已，说教授算盘打的太精，三伏天让外甥女长途奔波去山西办事，还要梁苏把路教授的联系方式给他，要以家长的名义替梁苏推了这苦差事。不料梁秋唐拦住了他，说梁苏已经是成年人，这些事情该让她自己做主。还说年轻人吃点苦日后才有出息，说梁青把两个儿子娇生惯养，以后有的苦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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