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也说美不可译 (第2/3页)

混战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从词到句子和篇章，翻译的麻烦就更多了。

    随意落笔，单复数的问题不可忘记。莫言写《透明的红萝卜》，单就译这个象征性很强的标题来说，就得踌躇再三。是译成一个透明的红萝卜呢，还是译成一些透明的红萝卜呢？在感觉细腻的读者那里，一个与一些所提供的视觉形象很不相同。中文中不成问题的问题，一进入英语便居然屡屡成为了问题。

    对主语和人称也不可马虎。“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巾。”汉语读者决不会认为这两句诗有什么残缺和阻滞，然而译家必定皱起眉头，来一番锱铢必较地考究：是谁入城市？是我？是你？是他或者她？是他们或者她们？想象成“你”入城市，读者可以多一些怜悯；想象成“我”入城市，读者可多一些悲愤……汉诗从来就是任由读者在叙述空白中各择其位各取所需，于朦胧幻变中把读者推向更为主动积极的感受状态，但英文不行，不确定人称，后面的动词形式也就跟着悬而不决。用英语语法无情地切割下来，美的可能性丛林常常就剩下现实性的独秀一枝。

    英文是以动词为中心来组织“主动宾”句子的空间结构，以谓语动词来控制全局，一般说来，不可以无所“谓（语）”。“山中一夜雨，树梢百重泉”；“清光门外一渠水，秋色墙头数点山”；“鸡声茅月店，人迹板桥霜”……汉语用语素块粒拼合出来的这些句子，依循人们心理中天籁的直觉逻辑而流泻，虽无谓语，却是不折不扣有所“谓”的，有严格秩序的。但它们常常使英文译者爱莫能助，难以组句。

    还有时态问题。中国人似乎有特异的时间观，并不总是把过去、现在以及未来区分得清清楚楚。虽然也很现代化地用上了“着”、“了”、“过”等时态助词，但这方面的功能还是弱。文学叙述常常把过去时态、一般现在时态、现在进行时态模棱含混，读者时而深入其内亲临其境，时而超出其外远远度量，皆悉听尊便少有妨碍。这个特点有时候在文学中有特殊功效，我在小说《归去来》开篇处用了“现在”、“我走着”等字眼，但又不时冒出叙说往事的口气。英译者戴静女士在翻译时首先就提出：你这里得帮我确定一下，是用过去时态还是用现在时态。结果，一刀切下来，英美人精密冷酷的时间框架，锁住了汉语读者自由的时间感，小说画面忽近忽远的效应，顿时消除。

    自然，对时态注重有时又成了西方文学的利器。克·西蒙写《弗兰德公路》，运用了很多长句，用大量的现在分词给以联结，以求变化时间感觉，使回忆中的画面仿佛发生在眼前。这种机心和努力，中文译本很难充分地传达，读者无论如何也读不出来，只能隔墙看花，听人说姿容了。

    这样说下来，并不想证明中文就如何优越。有些语言学家曾经指出过，英文文法法网恢恢，以法治言，极其严谨、繁复、绵密，也许体现着英美人逻辑实证的文化传统。而中文似乎更适合直觉思维、辩证思维、艺术思维，也更简练直捷。这些判断即使出于名重资深的大专家之口，恐怕也还是过于冒险了一些。

    英文的词性变化特别方便，～ing可沟通动词和名词，使之互相转换；诸多动词带上～al或～ful等等，即成形容词；再加上～ly，又成了副词；加上～ment或～ness一类，则成名词。词际组合能力因此而得到强化，常能造出些奇妙的句子，也是美不可译。比较起来，中文的词性限制就僵硬一些，词性的活用因无词形的相应改变，也视之为不那么合法的“活用”而已，屡屡被某些语法老师责怪。近年来好些作家热心于一词多性，如“芦苇林汪汪的绿着，无涯的绿着”；“天蓝蓝地胶着背”；“一片静静的绿”（引自何立伟的《白色鸟》）。这就是把形容词分别动词化，副词化以及名词化，类如某些英语词后面缀上～ing或～ly或～ness时所取的作用。“（某老太太）很五十多岁地站在那里”（引自徐晓鹤《竟是人间城廓》中写人倚老卖老的一句），更是把数量词也形容词化了（换一种文法来说则是副词化了），同样是突破词性限制，力求与英语的词法优势竞争。只要这类试验更能达意传神而不是瞎胡闹，我都以为没什么不好。

    与此同时，西方语言也在徐徐向包括汉语在内的其他语种靠近，比方英语中的修辞限制成分有前置倾向，德语中有“破框”趋势等等。

    但形成全球统一语言的目标恐怕尚十分遥远，是否可能，也基本上处于根据不足的空谈之中。语种纷繁各异，其长短都是本土历史文化的结晶，是先于作家的既定存在。面对十八般兵器，作家用本民族语言来凝定自己的思想情感，自然要考虑如何扬己之长，擅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