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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章 重说道德 (第6/7页)
地去干预,那就是个糊涂人了。关上门户,其实也就够了(见《离娄下》)。后人若要理解何谓“差序格局”,不妨注意一下这个小故事。 中国人深谙人情或说人之常情,因此一般不习惯走极端。除非特殊的情况,儒家说“成己成物”,佛家说“自渡渡他”,常常是公中有私,群中有己,有随机进退的弹性,讲一份圆融和若干分寸,既少见“爱你的敌人”(基督教名言)那种高强度博爱,也没有“他人即地狱”(存在主义名言)那种绝对化孤怨,避免了西方式的心理宽幅震荡。这一种“中和之道”相对缺少激情,不怎么亮眼和传奇,却有一种多功能:往正面说是较为经久耐用,总是给人际交往留几分暖色;往负面说却是便于各取所需,很容易成为苟且营私的伪装。这样的多义性被更多引入当代国人的道德观也不难理解——大家眼下似乎都落在一个犹疑不定的暧昧里,说不清自己到底想要什么。 不过,有一点不同的是,中国先贤在圆滑(通)之外也有不圆滑(通),在放行大众的庸常之外,对社会精英人士另有一套明确的精神纪律,几乎断然剥夺了他们的部分权益。《论语》称“小人喻于利,君子喻于义”;又说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孟子》强调“为仁不富”,提倡“富贵不能yin,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品格,指出君子须承担重大责任义务,如果只是谋食,那当然也可以,但只能去做“抱关击柝”(打更)的小吏(见《万章下》等)。柏拉图在《理想国》中似乎更为苛刻,颇有侵犯人权之嫌,其主张是一般大众不妨去谋财,但哲学家就是哲学家,不得有房子、土地及任何财物,连儿女也不得家养私有,还应天天吃在“公共食堂(alleattogether)”——这差不多是派苦差和上大刑,肯定会吓晕当今世界所有的哲学系。哪个哲学系真要这么干,师生们肯定会愤愤联想到纳粹集中营和中国“文革”的“改造思想”,然后一哄而散,甚至喷泪狂逃。 显然,中外先贤的经验是“抓小放大”和“抓上放下”,营构一种平衡的精神生态结构。他们差一点说明白了的是:道德责任不应平均分配,精英们既享受良好教育资源,就不可将自己等同于一般老百姓,因此必须克己,必须节欲,必须先忧后乐,办事时必取道德同心圆中的相对外圆直至最大圆——此为社会等级制的重要一义。这个最大圆叫“人民”或“天下”或“大家伙”都行,叫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得有部分人,哪怕是少数人,来承担导向性的高阶道德,与低阶道德形成配套和互补,以尽可能平衡社会的堕落势能,延缓危机的到来。不无讽刺的是,一直追求平等目标的现代人类,历经多次启蒙和革命,至今未能实际上取消权力和资本的等级制,却首先打掉了道德责任等级制。一直勤奋好学酷爱文明的现代人类,在百般崇敬中外先贤之后,对他们的重要忠告却悄悄闪过。对自我道德要求的狂踩和群殴,首先来自政治、经济、文化的精英领域而不是底层民间,成为不太久之前媒体上的真实故事。法制也使精英们更多受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口号下,他们终于得见天日,解除了柏拉图、孔子那一类糟老头强加的额外义务,“砖(专)家”和“教兽(授)”——特别是戴上官帽和握有股权的一窝蜂抢先致富,而且更有条件去调动司法资源,为自己的恶行免责;也有更多的话语资源,把自己的恶行洗白。 这才是人们忧心于道德重建的主要现实背景。 七 利己是动物学的一条硬道理——承认这一点无需太多智慧。同样需要一点智慧的提醒是:人类是一种特殊动物,一旦有了文化和文明,就有了个体和群体的双重性。拉丁词persona(人),其字面原义是“传声”、“声向”,已标注了人的互联特征,甚至半社会主义的倾向。离群索居的成长,对于乌龟或狗熊或有可能,对于人却不可能。这用不着危机下团结奋争的场景来证明,想一想无时不在的语言文字就够了——没有这一公共成果,一个野人更接近于猴子。 个体——这东西有形、易见、好懂,而群体性则有点抽象,就像砖瓦什么的好懂,房屋结构原理却不大好懂。但如果世界上没有房子,砖瓦就只会是泥土,永远不会成为砖瓦。这里有一个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道理,整体使n型部分(比如泥土)演变为n型部分(比如砖瓦)的道理。人们总是太依赖直观,容易看到有形物而忽略其他,因此惦记一下群体关系,惦记一下义,并非特别容易。把中东人rou炸弹和贵州失学少年想象成自己的家事,更是让很多人觉得不可思议。历史上一次次出现的价值观迷茫,即荀子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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