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重说南洋 (第2/2页)

原内地，不适合中国的东南沿海。当年郑和下西洋不是一个孤立的奇迹，其基础与背景，是这一地区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越洋移民，一直在进行大规模的对外文化交流和商业交往，并且与东南亚人民共同营构了巨大的“南洋”。据说海南有三百多万侨胞散居海外（另说为五百多万），足见当年“对外开放”的力度之大，以至于现在还有些海南人，对马尼拉、新加坡、曼谷、西贡的某些街巷如数家珍，却不一定知道北京的王府井在何处。

    南洋以外还有东洋，即日本与高丽。两“洋”之地大多近海，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曾经是中央帝国朝贡体系中的外围，受帝国的羁制较少，又有对外开放的地理条件和心理传统，自然成了十六世纪以后亚洲现代化转型的排头兵。在这种情况下，出生于海南的学者陈序经先生最早喊出“全盘西化”的激进口号。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最初以南洋为基地，也成了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这场革命以改造中国乃至亚洲为目标，最初完全依赖南洋的思想文化潮流、资金募集以及人才准备，几乎就是南洋经济和文化发展所孕育出来的政治表达——海南的宋氏家族以及黄埔军校里一千多海南子弟，自然成了革命旗帜下活跃的身影。南洋人民相互“跨国革命”的现象也屡见不鲜。侨民们穿针引线和里应外合，新派人士天下一家，与法国大革命以后欧洲的各国联动颇为相似，以至于在胡志明等前辈的人生故事里，国界就一直相当模糊。

    但“民族国家”的强化趋势不可遏止。以蒋介石为代表的江浙资产阶级，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湘川农民大众，成为广州革命政权的支撑，是中国现代史上后来的情节。这是孙中山革命阵营的进一步扩大，是从南洋开始的革命获得了中原这个更大的舞台，当然也是中国革命者们“民族国家”理念初步成型的表现。有意思的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细节：孙中山先生正是在获取和统合内地各种革命资源之后，才放弃了文明棍、拿破仑帽、西装革履等典型的南洋侨服，创造了更有普适性和更接近中国口味的“中山装”。他肯定有一种直觉：穿着那种南洋侨服，走进南京和北京是不方便的。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东方巨龙真正醒过来了，只不过在民族国家理论的框图里，巨龙逐渐被分解成中国龙、越南龙、泰国龙以及亚洲其他小龙。印尼、马来西亚、越南等地后来一再发生恐怖的排华浪潮，而中国岭南地区的很多革命者，也曾在“地方主义”、“南洋宗派主义”以及“里通外国”一类罪名下，多次受到错误政治运动的整肃。这样，作为一个民间性的共同体，“南洋”终遭肢解，在政治层面不复存在。

    “南洋”成为了一段越来越遥远的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