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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案证据于4月25日深夜正式公布后，5月4日，岑春煊、伍廷芳、李经羲、谭人凤等发表通电，指出：宋案词连政府，洪犯固宜速求引渡，归案迅办，赵总理既涉嫌疑，届时亦应出庭受质，方能表白。政府固不便强辞辩护，抗不受理。[80]5月6日，上海地方检察厅发出传票两张，请求北京地方检察厅协助传唤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其秘书程经世赴沪出庭对质。[81]赵秉钧随即于5月11日公开复电，对岑春煊等人通电给予拒驳，提出三条理由，表示自己不能出庭对质，态度强硬，措辞坚决，这就是真电。

    与勘电一样，真电也是以赵秉钧名义发出，故一般论者很易将其视为赵秉钧本人意思之表达。而实际上，由当时新闻报道可知，袁世凯对于赵秉钧如何应对赴沪对质一事非常关心。有报道说，传票到京后，政府连日密议，拟出抵制三策。第一系强硬办法，即仍用通电，辨明赵秉钧毫无嫌疑，不能到案。第二系拖延办法，即驳覆上海检察厅手续不合，强调须有武士英之供，始能指应夔丞为嫌疑；有应夔丞之供，始能指洪述祖为嫌疑；有洪述祖之供，始能指赵秉钧为嫌疑；洪述祖既未到案，即不能以嫌疑二字指赵秉钧，无到案之必要。一面不令洪述祖到案。第三系釜底抽薪办法，即令赵秉钧装病（即近日所传牙痛），暂不到案；一面撤换承书〔办〕此案人员，必令政府一鼻孔出气之人布满上海地方审检两厅，然后赵到案一讯，即洗刷净尽。[82]又有报道说，传票到京后，赵秉钧挈其秘书程经世同诣袁世凯，会商抗传到案、嫁罪他人办法，密谈甚久。[83]还有报道说赵秉钧自闻上海地方检察厅出票传提后，异常惶恐，常咄咄自语，谓lsquo;不意我落得如此下场，经总统府某秘书献计，决意抗传不到，即由某代拟通电稿，略谓：洪、应函中有诬捏克强拨抵公债语，以其影戤伟人，藉词招摇，世人无信之者。牵引赵秉钧亦与此同。黄无嫌疑，秉钧何独不然？现居京养疴，到沪甚危险，殊无赴厅投案必要云云。[84]这些报道多在赵秉钧真电发出后出现，其情节多为电报内容之反映，但也可以看出袁世凯对于此事非常重视。而北大历史学系所藏真电底稿的发现，恰好可以证实这一点。该底稿后有五月十日清已缮送呈字样，说明此电最终由袁世凯定稿。由该底稿笔迹也可看出，袁世凯的确亲笔对电文进行了多处修改。将该底稿与最终发出之真电字句比较，可发现二者差别甚大，透过这些字句差别，我们将会看到袁、赵二人在应对出庭对质一事上既有共同目的，又有不同考虑，并可由此注意到袁、赵关系中一些很值得注意的特点。

    在宋案研究中，有关赵秉钧的关键资料最为缺乏，勘真二电底稿的发现，虽然不能直接揭开宋教仁被刺之谜，但对于推进宋案研究仍具有重要意义。其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