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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兴都，他也在他的家乡安陆修建祠堂，并积极提高兴都的政治地位。

    但明朝实行两都制，南京作为大明朝的留都，其政治地位与湖广安陆不可同日而语。

    永乐十九年刚刚开年，明故宫建成，永乐帝在春天里携明廷君臣迁都北京，但勇于响应的臣子并不多，更多的文臣认为永乐帝数典忘祖，抛弃祖业。

    因为在永乐帝的身上，先有靖难之役，后有国都北迁。

    当初燕王起兵南下，先后攻占德州、济宁、东昌，在他夺取帝位的最后阶段，他发出奇兵，大胆包抄，先下淮安，再占扬州，这对于身处南京的建文帝来说，意味着军事上的完全失败。

    在燕王与建文帝于长江对峙的关键时刻，掌管朝廷水师的陈瑄倒戈，转而效忠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于是燕王得以渡江，进南京称帝。

    当然，为了奖赏陈瑄的倒戈，永乐帝也任命他为大明朝的第一任漕运总兵官。

    在永乐十九年的新春，永乐帝宣布迁都，大臣们一分为二，有随帝王北上者有之，留于南京者亦有之。此后，南京成了明代中央政府的后方组织。

    永乐帝确立了两都制，南京和北京设置了同样的一套官职，吏户礼兵刑工，并着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六部九卿，再有大都督府，北京有的官僚机构，南京都有一套一模一样的。再就是下属机构和其他职能部门，都有两套。

    沈约与北京刑部左侍郎大人张简之和京都提刑按察司的按察使方孝安来到南都巡查，这着实引起了南都大小官员的注意。他们并不在意北京来的这位刑部左侍郎大人如何优秀，或者是提刑按察使如何干练，他们比较关注的是北京兵部主事沈约这位后起之秀。

    按理说，接引中央巡视组的工作该是应天巡抚接手，应天巡抚管辖南直隶，掌应天府辖下全境之事，但应天巡抚衙门设在苏州，应天巡抚其人也在苏州，故而接引北边官员的重任落在了南京六部头上。

    消息先由吏部通知礼部，礼部转呈户部，户部听说来人中有刑部侍郎，便交移刑部对接，刑部再知会都察院，最后都察院告知通政司，等沈约三人到来的时候，南京六部才达成协议，北京来的一行三人由南京刑部、都察院和通政司三司联合接待。

    许是因为对方来人中有刑部左侍郎，故而南京刑部派出的是一名干吏，该吏使精通大明律、大诰及朝廷对少数民族的司法行政和对各地的政策问题。

    另有都察院派出御史祁玉和通政司派出一位善于钱银算计的官员。

    从刑部、都察院和通政司的作风来看，刑部官员最为单纯，他们意在不丢失南京刑部的颜面，和适当展现一下南都的司法水平。

    但都察院和通政司派遣接引人就大有讲究了，都察院的左都御史与右都御史不合，南京都察院的左都御史是北京那边指派过来的，他原先就在北京刑部任过职。这回北京刑部派出人来检视南都的司法状况，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与北京刑部左侍郎张简之既是旧识又是好友，所以左都御史迅速就避嫌了，顺势将接引工作交给了右都御史钟水斋。

    钟水斋是谁，人精一样的人物，他在南京城盘踞多年，这回见中央政府来势汹汹，便起了心思想低调行事。眼见六部九卿推来推去，接引的工作还是轮到了都察院头上，他在选人的时候着实考虑得很细致，既务求让北京政府满意，又求在惹出麻烦之后还能将自己摘出去。

    钟水斋选出了祁玉，祁玉是庆王的小舅子，虽说庆王府这几年越发落魄了，但庆王是宗室皇族，出了事也不与庶民同罪，将祁玉推出去，是最好不过的了。这就是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钟水斋打出来的算盘。

    再论通政司，通政司是银台使司，说它是南都的银库也不为过，通政司的通政使贵为九卿之一，他不愿意沾染北京的人物或者干系，他只需要和北京政府建立良性的钱财关系，至于别的，就不再多管了。

    所以通政司出了个善于算计的计吏，这人与祁玉和刑部的那位干吏甫一碰头的时候，三人都不适应，三人对彼此都不适应，是以无话可说。

    沈约他们见到这三人的时候，三人站在烈日之下，没有交流，只是静默迎接几位巡察使。

    沈约略观察了一下这三人，这三人要不然就是一言不发，要不然就是各说各话，反正不站在同一条线上。沈约觉得好笑，他心道，这三人的上峰倒是有意思，怎么会把这么风马牛不相及的三个人组合在一起的？

    南都上官的心思不好猜，沈约一行中官位最高的也是他们这一行的小组长刑部左侍郎大人张简之也不想猜，总归不过是你有你心思，我有我算计，南京才捏合出这么一个草台班子组成队伍站出来打发打他们发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