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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之世“天下为公”，选贤任能，社会福利制度健全，物质分配比较合理，没有盗贼，夜不闭户。但“小康”之世便绝然不同，“天下为家”，人人为自己，统治者代代相传，各国之间发生战争，不得不修建“城郭沟池以为固”，制定礼义制度以规范人心。显然，进入阶级社会以后，随着国家的诞生和城市的形成，作为国家统治中心的都城也随之产生。

    公元前21世纪建立的夏朝，是我国第一个奴隶制王朝。据古书《世本·居篇》记载，夏朝的第一个统治者禹在阳城建都。在都城建起了城郭沟池、宫室台榭和监狱，还驻扎着军队。传说大禹以后，夏的都城曾经多次迁徙，前后有10次之多，先后在今天的山西夏县与河南登封、偃师、禹州、济源、濮阳、巩县、陈留等地建立好几处都城。由于史书缺乏记载，有关夏都的建置和布局情况今天仍不清楚，只能从一些夏文化遗址中知其大概。根据河南省登封县王城岗和偃师县二里头两处有可能是夏代都城分析，当时的城垣可能多数为正方形，已有宫殿出现，还有祭祀祖先的祖庙。

    根据远古的传说，在夏禹之前还曾经有过三皇五帝，古人的不少著作记载了三皇五帝所在都城的名称。但现代史学界一般认为，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尚处于原始社会发展阶段，这时候国家还没有产生，更不可能有作为国家政治中心的都城。因此，这些所谓的都城，即使确实存在，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部落领袖的驻地罢了。

    商朝是我国的第二个奴隶制王朝。商朝的都城一直迁移不定，约在公元前16世纪灭夏以前，从祖先契到汤迁徙八次；灭夏以后，迁徙五次。关于各次迁都的年代和地点，在古书中有很多说法，并不一致。《竹书纪年》记载的商朝灭夏以后五次迁都的年代和地点是：仲丁迁于隞[ao熬](今河南荥阳市北)，河亶[tan谈]甲迁于相(今河南内黄县东南)，祖乙迁于庇(约在今山东省西南部)，南庚迁于奄(今山东曲阜市)，盘庚自奄迁于北蒙，称之为殷(今河南安阳市小屯村)。自公元前14世纪迁殷以后直到商朝灭亡，273年间不曾迁过都城。

    目前比较典型的商代都城遗址有4处，即河南郑州商城、偃师尸乡沟商城、安阳殷墟和湖北黄陂盘龙城(商代某方国都城)。从这些遗址来看，当时都城的范围都不大，盘龙城仅1平方公里。有的城有城墙；有的城可能没有城墙，但有壕沟作为防御工事；有的既有城墙，又有壕沟。都城内有一定的布局，供国王及其统治集团成员居住的宫殿建筑布局已呈现出一定规则，并都分布在都城的东北部，这说明建造者事先是经过规划的。宫殿区的周围有一些居民点、手工业作坊和墓葬。城内的居民有奴隶主、自由民和奴隶。居住区内，建筑物与坟墓杂处。此外，还有作为都城外围区域的王畿〔ji基〕地区。殷墟的王畿称作“大邑商”，西面的太行山、东面的漳水和滏水都在王畿的范围之内。

    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8世纪，为中国历史上的西周时期。周人兴起于渭河中游，古公亶父时迁居岐山下的周原(在今陕西岐山下)。古公亶父在这里使用司空、司徒等官吏大规模征发人民修筑城郭宫室，设立宗庙和神社，建立国家机器。我国古代最早的诗集《诗经》的《大雅·绵》篇，对此有生动的描写。当时，不仅筑土墙前先拉上一根绳子作为直线的标准，而且宫殿的正门(应门)和外门(皋门)都造得高大堂皇。

    至文王时，周灭崇国，将都城迁到丰(今陕西长安县西北)。武王即位后，又定都于镐〔hao号〕(今陕西长安县西北)。但在西周一代，丰与镐同为周朝都城，二城相距仅25里。丰是宗庙所在，是周王祭祖之地，国家每有大事，周王都要从镐来到这里，祭祀祖先以示崇敬。镐是周王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是政治、军事的中心。《礼记》说：国家的大事，在于“祀”与“戎”。“祀”就是祭祀，“戎”就是军队作战，所以说丰和镐在共同起着首都的作用。周成王时，西周还在东方的洛邑(今河南洛阳市洛水北岸)营建了东都成周，以加强对东方殷故土的统治，从此中国开始了在国都之外又设陪都的历史。

    考古勘探和发掘目前还未找到周都丰、镐的确切位置，不过，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考工记》对周人的都城宫室作过粗线条的描绘：“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大意是说，工匠建造都城，作正方型，每边长九里，各有三门。城中有东西向和南北向的大道各九条，在城内的左边(东部)建造祭祀祖先的太庙，右边(西部)设置祭祀土地之神和五谷之神的社稷坛。前面(南部)是宫廷，后面(北部)是商业区“市”。《三礼图》一书还根据文献想象，画出了周王城图。现存春秋战国一些都城的遗址表明，《周礼·考工记》所载至少有若干事实作为依据，并非完全出于臆造。周王城对后代的都城有一定的影响，周以后的都城在设计时或多或少都附会《周礼·考工记》的原则。西周同时设两个都城以加强中央统治的作法，在当时是一个创举。成周分“城”和“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