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天下:张宏杰解读中国帝王_第8节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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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8节 (第2/6页)

金。还是自己的脑筋太笨了!

    因为这一偶然,“洪秀全与基督教会擦肩而过”。如果他顺利入了教,很有可能以一个温饱而体面的传教士为职业了此一生,这个偶然推动了他命运的又一个转弯。《天国的陨落》因此这样评论道:“这是洪秀全一生中的一大转折点,对洪秀全本人乃至近代中国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起义

    一

    中国的农民起义,是世界历史上独一无二的现象。

    自秦始皇以来,每隔百十年,华夏大地上就会有一次农民起义来“沉重打击地主阶级的统治,调整生产关系,迫使后继王朝调整统治政策,推动历史前进”。那些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我们耳熟能详:陈胜吴广、红巾黄巾、瓦岗寨梁山泊、李自成洪秀全……除去这些大型起义之外,地区性、局部性的起义更是遍布中国历史的每一页。据学者们统计,仅清代,清初以后二百多年间,散见于《清实录》的农民起义就在三百次以上,每年平均逾一次半。

    然而,略略翻一翻世界史,我们就会惊奇地发现,“农民起义是历史前进的动力”这一规律似乎主要在中国有效。西方的农民起义为数甚少。西欧从公元八世纪起,史书上才出现农民起义的记载,从那时起到十六世纪,八百年间,几十个国家里数得上的农民起义总共不过七八次。西方没有一个王朝是被农民起义推翻的。西罗马帝国存在了一千多年,内部矛盾也曾十分尖锐,但没有发生一次导致改朝换代的全民族革命。

    中国的农民起义使命是改朝换代,规模巨大。而西方农民起义则更像是一种社会运动,破坏性远较中国为小。公元1024年的法国布列塔尼起义,以恢复古老的村社制度为目标。1525年爆发的德国农民战争,主要目的是宗教方面的——为了增进“上帝的荣耀”,实现“基督教兄弟之爱”。997年,诺曼底农民举行过一次大起义。一位编年史家记载说,这次起义的原因是农民要“按自己的法规来使用森林附属地和水源”。

    如果把起义简单地等同于革命,我们几乎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革命、最尚武、最关心政治的农民。

    可事实显然不是这样。众所周知,中国农民是“世界上最好的老百姓”,是世界上忍耐力最强、最能吃苦、最能承受社会不公正的一个群体。

    这样的一群人甘愿以生命为代价来选择起义,解释只能有一个——他们别无选择。

    二

    中国农民被称为“民”“百姓”,而西方农民被称为“农奴”。从字面上看,中国农民的社会地位远高于西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

    中国农民是世界上被控制得最严密的一个群体。

    早在商鞅和孟子时代,政治家们就已认定,只有让农民处于既不“转死沟壑”,又无“余粟”、“余力”、“余智”去“舍本而事末”,使他们世世代代“死徙无出乡”,才能保证天下太平。从极早开始,中国政治家们就发明了“户口制度”和“保甲制度”这双重控制体系,天涯海角内的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都被毫无遗漏地织入国家行政网络之内。在这个控制体系中,居民们一生下来就被登记注册,不许随便迁移,不许随便改变职业,并且相互监视,实行连坐。一家有罪,邻里遭殃。

    这种控制,实际上比西欧那种庄园农奴制度对农奴的束缚要严密得多。

    与此同时,历代政府又坚持不懈地阻断民间社会自发组织的渠道,厉行打击民间的宗教组织和集会结社行为,使农民在政治上永远处于一盘散沙状态。比如元代政府禁止汉人划龙舟、赶集、夜间点灯。靠白莲教红巾军起家的朱元璋登基后立刻取缔了白莲教。大清律则明确规定,百姓之间结拜兄弟是犯罪行为。

    如此严密的社会控制,目的当然是为了“万世一系”,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剥夺农民们的财富以供养自己。中国政权对农民征课的各种租税,实际上总是远远超过官方字面上的“十五税一”、“三十税一”之类的限额。从战国到明清,两千多年间,中国的农民,只有在农民起义后建立的一个新王朝初期的三十年内,能够在温饱之后略有所余。而其余大多数时间里,他们都处在为温饱而奋斗终生的处境之下。中国农民的生活水平和欧洲农奴比起来要低得多。据学者推算,去掉赋税后,中国农民人均占有粮食通常低于640斤。而中世纪欧洲一个农奴的年粮食消费量就达到1070斤。而且,就连这么低下的生活水平,也时常被大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乱毁坏。

    专制权力只会越来越贪婪。每当一个王朝进入它的中后期,庞大的官僚机器和官僚队伍总是像肿瘤一般,进入无法抑制的膨胀阶段。与此同时,人口越来越多,人均占有资源越来越少,越来越多的人掉落到基本生活水平线下。饿殍遍地、鬻儿卖女,是每一个王朝末期必然出现的悲惨景象。

    三

    西欧的农奴不仅比中国商、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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