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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 (第2/3页)
中华帝国的选举制度也有三种:汉代察举,魏晋荐举,隋唐以后科举。三举之不同,在于科举通过考试,荐举通过考量,察举通过考察。考察而后选举,叫察举。 察举是帝国中央极其重视的一件事。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十一月,汉武帝下诏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三人并行,厥有我师。因此,郡守、九卿、礼官、博士,如果不向中央政府举荐人才,就算有罪。 有关部门则定出罪名:大不敬和不称职。 从此,各地人才源源不断涌向中央。 察举也是有科目的,比如孝廉、贤良、秀才。孝廉就是孝子和廉吏,贤良有贤良方正和贤良文学,秀才则叫秀才异等,后来避光武帝刘秀的讳改称茂才。 顾名思义,孝廉重德,秀才重才,贤良则方正重德、文学重才。但总体上说,汉武帝的方针是德才兼备。 举孝廉和举秀才,有规定的时间、名额和制度,属于常科。举贤良则是根据皇帝的诏书,是特科。但不论常科特科,都由官员举荐,被举荐者甚至还要参加考试。这是一般吏民走上仕途的常规方式。 非常规的,是征辟。 征辟就是征和辟。征即皇帝征召,辟即官员辟用。三公、九卿、太守、刺史,都有权辟用吏员(属于官员副职的则必须由朝廷任命)。所以,辟的范围,远大于征。 不过,物以稀为贵,位以帝为尊。被皇帝征召,面子当然比被官员辟用大。面子最大的,朝廷还要派专车恭迎进京,沿途地方也要提供食宿。皇帝为了表示诚意,有时还要一请再请。后来刘备的三顾茅庐,就是遗风。 这就是选举和征辟的不同。选举是乡选里举,自下而上,循序渐进;征辟则是高层看中,自上而下,一步到位。 所以后来那些自视甚高的名士,都热衷于征辟。 征辟靠名气,选举靠德才,这是大多数人向往的。如果名气和德才都不够,就只能靠杂途。 杂途的名目也很多,比如荫袭。荫就是荫子,袭就是袭爵。袭爵仅限于王侯,其他爵位不能世袭。荫子则是级别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只要任满三年,就可以推荐子弟一人为官,所以又叫任子。 显然,荫袭制度的受惠者是官二代。 惠及富二代的是赀补。赀读如资,意思也是资。汉制,身家不足十万不得为吏,不足五百万不得为官。这项规定的本意,是认为富人做官便不会贪污。但久而久之,却变成了有钱就可以做官,因此这个制度很是遭人诟病。 但更不像话的,是卖官鬻爵(鬻读如玉)。 鬻爵的始作俑者是秦始皇,时间在公元前243年,价钱是纳粟千石拜爵一级。卖官的创始人则是汉武帝,时间在公元前114年,规矩是交够一定数量的粮食或牲畜,平民补吏,吏员补官,官位可到秩六百石。 据说,这个主意是桑弘羊出的。 选举、征辟、荫袭、赀补、卖官、鬻爵,帝国的仕途真是广阔,帝国的官员也形形色色、五花八门。这么多的官员该如何任用,便是无法回避的问题。 这里面同样大有文章。 实际上帝国的官员队伍弄得如此庞杂,有一多半是因为不得已。功臣要酬劳,故有袭爵;高官要笼络,故有荫子;遭遇天灾或开支太大,便只好赀补、卖官、鬻爵。 好在秦皇汉武都不是糊涂虫。他们很清楚,官吏的任用不是小事,马虎不得。同为官吏,不能同样安排。有的给面子,有的给实权。结果,便弄出繁多的名目来。 拜,正式任命,往往用于高官,以示尊荣。 除,除去旧官,任命新职。 真,正式任命(相对于守而言)。 守,试用,兼任,代理。 假,正式任命前代行职权。 平,参与某事。 领,兼管某事。 录,统管某事。 兼,兼任某官。兼与平、领、录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兼官(有官职官衔),后三者是兼事(无官职官衔)。 待诏,等待诏书下达再上任。 加官,在正式官衔之上再加头衔,比如大将军加官大司马。凡加官,都是中朝官,可以出入皇宫。 计,官员年终汇报工作,又叫上计。 课,考核官吏,据此决定奖惩,也叫考。 迁,升官。逐级提升叫稍迁,越级提升叫超迁。 左迁,降职,也叫左转、贬。 免,罢官,是行政处分中最重的,再重就得判刑。 沐,例假,五天一次,每次一天,又叫休沐。 告,请假(事假或病假),又叫告归。如果是予告,则为奖励休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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