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0章 曲折人生路 (第5/6页)

前身。10月份，就到省委党校档干班学习档案学，学了两个月。清理档案，搞了一年多。这我就开始读书哒。1954年7月到1956年6月，没有读书，报纸都没有大看。忙于杂七杂八的事务。我到省委党校学习，党校有个图书馆，我就借了一本《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读了鲁迅的日记，读了鲁迅的一些小说。在这以前读的小说只有吴运铎的《把一切献给党》《阿q正传》英语本，丁玲的《在病院里》，没有读其他的东西。《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都没有读完，没有看过电影，没有看过戏。这年从党校一回来，我就读书，躲到废文件堆里读书，反正就我一个人。一天也还是清一点档案。那就读了一点书啦！《新儿女英雄传》《水浒传》。一接触文学作品就想写，订了《理论学习》《文艺学习》《人民文学》《长江文艺》等等。一年十二个月，尽是读书。那一年是我的转折点。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我横直不做声，耐起我讲，我也不讲。到了这年冬里，郭迪前就安排我跟到县里的副政委、组织部长詹顺初跑。詹顺初在新兴调查粮食情况，他手边没有人，郭迪前就派我去。煞黑的时候走到了沧港，从沧港走到新兴公社，经过一座无人烟的莲湖，好多坟山坪，到那里搞调查，肖广义去哒，调查哒就要我写材料，叫做什么《新兴乡的粮食调查情况》。反右运动我成了积极分子。就因为我没有发言，没有给党提任何意见。1958年元月，我调到《汉寿报》，搞了三年，这是短命的三年，没有读好多书，日日夜夜忙得要死，写文章，编文章，校文章，没得一下下儿休息的。其中一年挤时间都只读了《红楼梦》。

    我这个经历告诉你有好处，好让你坚定搞好创作的信心。我这一辈子基本上有一大半功夫没有用到创作上。26岁以前还没有真正读文学作品。1956年下半年才读文学作品。1958年我花了一年的时间才读完《红楼梦》。从1958年到1961年，这三年虽然忙得很，但因为编报，锤炼了文字功夫。这三年当中也读了一些书，《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青春之歌》《红岩》，读了两个作家的作品：周立波、赵树理。那三年拍了不少照片，只怕登了几十幅，《湖南报》《湖南教育》《滨湖日报》都登了。1961年4月《汉寿报》停刊，我就到了县委办公室，一到办公室就搞通讯报道，到1963年称为县委通讯组，其名是组，其实就只有我一个人。到报社的时候写日记，断断续续，写得很简单。一到通讯组，没得那样忙哒，天天坚持写日记，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写了100多万字的日记，被烧掉了。高志文当报社社长，那个人一年四季不讲一句话，同这些人没得来往的，孤僻得要死，难得摸到他心里的底。不过他还正派，讲原则。虽然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同他工作硬是觉得没得味。他一天到晚只看书看报，审下下稿，没得么得文字功夫，不过他还稳当，稳当有余。

    我在县委办公室以后，研究报告文学，写农村调查，写通讯报道。从文学上给我鼓励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还有心理学，我那时候乱读书，什么达尔文，什么经济学。这几年读了一点书。1961、1962、1963、1964、1965、1966，这几年又读书又写作，提高比较快。通讯报道搞上去了，报告文学也写出来了，30岁到35岁，这是我的全盛时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还读么得书呢？“文化大革命”中，俺县里烧书卖书，曾月友带了个不好的头。他把原县委常委、县委办公室主任夏汝宋的书籍《红楼梦》《东周列国》等，用一张板车一推起，夏汝宋走前头，戴高帽子，剃的边边头，游街示威。夏汝宋自己把满板车书一拖起，后头是曾月友率领的游行队伍。反复搞了几次。县委办公室带了这个头，一些人都跟到交书、卖书。“文化大革命”开始，我在坡头供销社陪戴笃伯。1966年9月份，我从坡头回来，曾月友和周文昌就到我房里去收书。周文昌是在监委会的审干办，曾月友是县委办一般干部。其实曾月友还是我发现的，1960年我在报社，他在供销社工作，他跟报社投稿，我觉得还写得可以。报社要调人，我就向高志文推荐他。高志文就要我再去向他约稿。后来报社调了丁晋山，我就向县委办推荐。曾月友和周文昌到了我房里，收走了我的全部日记，全部语言笔记，全部生活素描、文稿、札记，统统摆到档案馆。伍顺生算了我的日记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