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一章 (第7/7页)

直到崇祯吊死在煤山，对每一朝的末代皇帝的下场都很熟悉，觉得像元顺帝远奔沙漠，是比较聪明的办法，因而常跟大臣们发生争论。

    一张嘴当然说不过那么多人，可是在他日常所见到的人以外，在北京颇受社会尊敬的一班学者，如胡适、梁启超、陈寅恪等人，却常有支持溥仪到欧洲去留学的言论。这对他自是极大的鼓励，以致发生了一连串激烈的争论，那班王公大臣口头上虽无法说服“皇上”，却可用“不奉诏”的手段，将这件事搁起来。

    比较同情溥仪的，是他的七叔载涛，也只允许替他在天津预备一所房屋，以备必要时安身。于是溥仪又找庄士敦商量，如何能够私下出紫禁城到天津。庄士敦答应替他想办法。

    大婚以后不久，庄士敦悄悄告诉溥仪说：“臣已经接头好了。只要皇上出了紫禁城，到了外国公使馆，就算到了外国地界。不管是王公大臣，还是民国当局，都没有办法再把皇上请回来。”

    “那好啊！”溥仪很兴奋地问，“我该到哪个公使馆？”

    “公使团的领袖，是荷兰的欧登科。”庄士敦说，“请皇上亲自给他打个电话，不必说别的，只说：‘我几时想来看看你。’这是臣跟他约定的暗示，表示皇上自己愿意托他照应的意思。”

    “行！我马上就打。”

    “这倒不忙在这一刻。不过，有件事要请皇上自己想法子，就是自己能出得去，一出神武门，坐上荷兰公使馆的汽车，事情就算成功了。”

    “这，我自己有办法，你放心。”

    于是溥仪与他的胞弟溥杰细细商量，决定花钱收买太监，然后跟欧登科通了电话，又派溥杰到荷兰公使馆去了一趟，将一切细节都说妥当，只待到了约定的日子，溜出神武门。

    当然，溥仪厌恶那个拘束的环境，舍弃了阴森、缺乏生气的宫殿，舍弃不了金兵入汴京，捆载而来的法书名画、古玩秘笈，以及辽金元明及“本朝”所积聚的“天府之珍”。而且由于意外的发现，溥仪的眼福，为嘉道咸同光五帝所不及。原来大内西北角，重华宫之西，在乾隆五年改建了一座建福宫，作为守制之用，所以其他宫殿都是黄瓦，独独此处用蓝瓦。及至乾隆驾崩，嘉庆纯孝，将乾隆生前携至宁寿宫赏玩的手卷字画、精巧古玩玉器，以及专为巡幸途中在轿子里得以赏玩而制的无数“百宝匣”，扫数封存在建福官。自嘉庆初年以来，历朝加封，从未开过。

    有一天溥仪闲得无聊，在宫中乱逛。经过建福宫，看门上重重封条，不由得生了窥秘探险的好奇心，传了总管太监来，说要将宫门打开来看看。

    一看，是不知多少一直叠到天花板的大木箱，上有嘉庆四年的封条。再打开木箱来一看，才知道是如许稀世奇珍。这不但开了溥仪的眼界，也开了太监和内务府的一条财路。由于并无账册可稽，明偷暗盗，无不财源滚滚，地安门大街一下子开了好几家规模宏大的古玩铺，若问东主的身份，不是太监或内务府官员，就是他们的亲戚。

    其实，溥仪也是“明偷”的一个，包括建福宫珍藏在内的许多前人真迹，诸如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二谢帖》，宋朝马远、夏珪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以及司马光《资治通鉴》的原稿，还有乾清宫西昭仁殿的全部宋版珍本，都以“赏溥杰”为名，每天一大包、一大包地公然携出宫外。

    溥杰是“伴读”，也就是溥仪的同学。同学如此，师傅当然也沾恩光，陈宝琛、朱益藩、梁鼎芬等人，亦都常蒙“御赐”字画，而且往往是这些师傅们自己提出来的，也有时要求借阅，这一借自是久假不归了。

    为了出走期近，溥仪对溥杰的“赏赐”，也就格外丰厚了。到了约定的那一天，溥仪和溥杰坐在养心殿，静等出走的时刻到来。得了钱的随身太监，亦都悄悄散了开去，仿佛已决定放他们一条路了。哪知突然之间报道：“王爷来了！”

    “他来干什么？”

    一语未完，二报又到，说载沣已经下令内围的护军，外围由步军统领指挥的“内城守卫队”，封锁各宫通路，一律断绝交通，整个大内都进入戒严状态了。

    接着是载沣神色仓皇地奔了进来，结结巴巴地说：“听、听、听说皇上，要、要、要走——？”

    即令溥仪不承认，出走的计划自然也就胎死腹中了，而且以后也不会再有这样的机会。载沣的办法很简单，只要控制溥仪的左右手。

    计划的流产，当然是溥仪左右，受了他的贿赂而保证对他“效忠”的那班太监告的密，溥仪本来就厌恶太监，这一下更暗暗下了决心，迟早要驱逐这班身残心毒的“废物”！

    到得第二天，溥仪同庄士敦吐露了抑郁的心情，庄士敦劝他忍耐，劝他仍旧要致力于整顿内部，又举荐新近在“内廷行走”的郑孝胥，说此人不同于一般遗老，有眼光、有见解，是个可与之谋大事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