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章 (第4/8页)

去见徐世昌，要问个明白。

    他说：“士诒不敏，累大总统cao心。不过，今天的局面，个人进退无关紧要。如果大总统守住原则，只讲是非，不论恩怨，稍稍抑制武人跋扈，国脉尚不至于斫丧而尽，那时候我就挂冠，也很值得。士诒所以徘徊者，就是为此。”

    徐世昌以为梁士诒不过恋栈，不道他是打着牺牲个人，换取整饬纪纲的主意。早知如此，很可以明一套、暗一套，做得漂亮些。明一套是下令申斥吴佩孚；暗一套是跟直系私下接头，梁士诒可换，作为让步，但国体必须维护。那一来，大总统的威信既能维持，内外局势亦不致弄得如此糟糕。四十年宦海生涯，什么波谲云诡的风浪都经过，独独这件事上看不透，不免愧悔交并，默然无语。

    见此光景，梁士诒自不需再多说什么，起身长揖：“士诒这就辞行了。”说完退出，一直回家，从此不到国务院了。

    当然，徐世昌不管是真心、是假意，总得派人来慰问挽留一番。梁士诒辞意甚坚，但一辞则内阁立即改组，财、交两部措手不及，好些事无法料理清楚，移交会出大问题。同时，梁士诒组阁是张作霖所支持，而且阁员中陆军鲍贵卿、农商齐耀珊为奉公所推荐。如今求退，自然亦须先听张作霖的意见。因此，梁士诒改为请假，徐世昌特任外交总长颜惠庆暂兼代国务总理。内阁似倒非倒，形成僵局。

    这时全国的视线都集中在关外，张作霖却相当持重，在梁士诒请假出京的一星期以后，才发了个通电，话很公平，要求徐世昌“将内阁总理梁士诒关于胶济路案有无卖国行为，其内容究竟如何，宣示国人，以安众心”。并进一步表示，“如其有之，作霖不敏，窃愿为国驱徐，尽法惩治”。最后赞扬浙江督军卢永祥的两句话：“卖国在所必诛，爱国必以其道”，要这样才“不致会以为国除jian为名者，反为巧宦生机会”。这巧宦便是暗指张志潭，亦是隐然表示，如果徐世昌不喜梁士诒，亦不能由张志潭为直系设计，推出人来组阁。倘或如此，“作霖疾恶素严，当仁不让，亦必随贤哲之后，而为吾民请命也”。不惜用武之意，已是很显然的了。

    电报是打给徐世昌的。徐世昌并无公开的答复，只在张景惠回沈阳时，赋予调停的使命。曹锟及他左右的所谓“保派”，亦多不愿跟张作霖决裂，因而派王承斌出关去疏通，甚至吴佩孚亦派了代表到奉天去解释误会。一时干戈终将化为玉帛的展望，颇可乐观，甚至内阁改组，亦已确定，所须磋商的，只是去梁留叶，还是梁士诒、叶恭绰并去？

    话虽如此，局势却似黄梅天密云不雨，沉闷不堪。原因是奉直双方，内部都有矛盾。张作霖在关外自然有绝对的影响力，无奈左右内外，能影响他的人太多。在内，“老哥儿”们主张持重，后一辈的都想“干一下子”。而后一辈又分成杨宇霆的士官派，与郭松龄的讲武堂派，前者为“老帅”智囊，后者为“青宫师保”，明争暗斗，各不相下。在外，张作霖极讨厌吴佩孚，而“我哥”曹锟是儿女亲家。此外，徐世昌的话不能不听，梁士诒的交情不能不顾，而与中山先生及皖系合作的密约亦不能不重视。为此，和战进退之间，始终拿不定主意，因此，内阁问题无法解决。

    直系则“洛”“保”两派的距离越来越大。保派并无吴佩孚的雄心壮志，打起仗来既须支出军饷，又影响地方税收，同时打胜了助长吴佩孚的气焰，打败了一起跟着倒霉，是件很划不来的事，所以根本不想跟奉张决裂。

    这双方的情势已经很复杂了，却不道徐世昌还有一套打算。他跟张作霖一样，对吴佩孚讨厌极了。但同时亦深感曹锟是一大威胁，意识上犹如光绪之于荣禄、袁世凯两“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有“卿不死孤不得安”之感，因而希望奉直火并，能两败俱伤最好。由他以“北洋领袖”的身份，重新安排势力范围，自是上上大吉。否则，奉必胜直，先去了肘腋之患，亦不失为得计。

    因为如此，曹锟与徐世昌听说张作霖预备将当初应曹锟之邀派驻关内，由张景惠指挥的一师之混成旅撤回关外时，不约而同地特派专使，出关挽留。

    徐世昌所派是陆军总长鲍贵卿，曹锟所派的是他的胞弟，直隶省长曹锐。当然，徐世昌也要防备张、曹儿女亲家，说不定会“合而谋我”，所以也派他的胞弟徐世章及秘书长吴笈孙，先后到沈阳去见张作霖，要求张作霖增兵入关，庶几大总统用人行政，不必受他人监视。同时提议，由鲍贵卿继梁士诒组阁，这在表面上是尊重奉系，其实是明知不会被接纳的空头人情，因为鲍贵卿虽是张作霖的小同乡，但并非嫡系。鲍贵卿当了内阁总理，地位在张作霖之上，这是件无法容忍的事。所以张作霖对这番“好意”，根本不感兴趣。

    这样到了三月底，局势发生了变化。张作霖加派二十七师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