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章 (第5/7页)

自为“殊荣”。所以张作霖特派张景惠跟着专差唐铭盛——一名三品衔的太监到京，专程道谢。张景惠还见了溥仪，亦获“殊荣”，被赏了“紫禁城骑马”。

    直皖战争，张作霖进京。内务府大臣绍英奉命到车站迎接，张作霖曾表示要进宫请安。宫中特为预备了赏赐的物件，照赏“督抚”的品目以外，另外加上一把咸丰当年与恭亲王在上书房讲求刀法的“白虹刀”。

    结果是白忙了一阵，张作霖并无此闲情点缀的工夫。不过两个月以后，溥仪的七叔“涛贝勒”获得了一个新头衔：东三省巡阅使署高等顾问。接着，到奉天去了一趟。

    宫中盲目乐观的空气，对徐世昌一厢情愿的期望，以及和张景惠拜了把子的北府总管张文治之经常出入奉天会馆，在在使得徐世昌不安，生怕又会酝酿出第二次的复辟事件。

    怀着同样感觉的，至少还有一个世续，他对“丁巳复辟”的兴趣本就不大，近来则是越来越泄气，他说：“就算复辟成功，对皇上也不会有什么好处，那些不知好歹的年轻王公，一定会闹出一场比辛亥年更大的乱子。就算王公不出乱子，这位皇上自己也保不了险，说不定给自己会弄出个什么结局。”

    作为清朝“太傅”的徐世昌，“协办大学士”的世续，以及“世受国恩”的“勋臣子弟”、李鸿章亲生的儿子李经迈等等，都认为应该早作绸缪，为溥仪筹一条根本的出路。当时有一班留学归来的学者主张，溥仪的身份应视如欧洲失国的贵族，不宜再住国内。溥仪能够到外国走一走，一方面呼吸呼吸自由民主的空气，有助于他的头脑清醒，不再迷恋帝制；一方面在外国留学，获有专长，将来如果他愿意回国，仍有机会做一番事业，得到社会的尊敬。徐世昌觉得这些话很有道理，跟“北府”商量，决定先请一位“洋师傅”，教溥仪念英文，学习欧洲贵族的礼仪，作为出洋留学的预备教育。

    这位“洋师傅”物色到了，是出于李经迈的举荐，经徐世昌出面代向英国公使馆交涉，由清室正式聘请。此人的全名中译是雷堪奈尔德·约翰·弗莱明·庄士敦，英国牛津大学出身的苏格兰人。他做过香港总督的秘书，后来调任英国租借地威海卫的行政长官，在华二十多年，说得极流利的一口中国话，在溥仪觉得比另两位师傅——陈宝琛的福建官话和朱益藩的江西官话还好懂些。

    对这位洋师傅，溥仪及太监们，起初多少是含着敌意的。但庄士敦教的是英文，作风却完全汉化了，一样称溥仪为“皇上”，用《论语》“士志于道”这句话，起了个别号叫“志道”。他在西山樱桃沟有一座别墅，请“御笔”写了个“乐静山斋”的匾额，上方正中有“宸翰之宝”一方图章。他在城里的住宅，是内务府替他在地安门租的一所四合院，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四道“门封”，左面是“毓庆宫行走”“赏坐二人肩舆”；右面是“赐头品顶戴”“赏穿带嗉貂褂”。

    获赏头品顶戴是庄士敦最得意的一件事，除了用汉文上表谢恩以外，特为做了一套袍褂，仙鹤补子珊瑚顶，站在“乐静山斋”的宸翰之下，拍一张照片，广赠亲友。

    庄士敦能蒙头品顶戴，可以想象得到，溥仪对他的敌意早不存在，而且非常欣赏。事实上不仅欣赏，是到了着迷的程度，对庄士敦言听计从。这当然会引起宫中太妃、师傅、太监及内务大臣的嫉视，而最令人不安的是溥仪的洋化。

    养心殿铺了地板，置了洋式家具，溥仪做了英国毛呢的西服，一做十几套，包括打高尔夫球所着的“灯笼裤”在内。服饰配备，诸如挂表、戒指、别针、袖扣、鞋罩、围巾之类，一应俱全。喜欢吃西餐，听英国兵营乐队的演奏，还起了个英文名字，叫亨利。

    这些改变已足令师傅和太妃们头痛了，不想最后还发生一件大逆不道的事，只为了庄士敦说了一句“中国人的辫子像猪尾巴”，溥仪将辫子剪掉了！

    从民国二年开始，内务部就不断行文“内务府”，希望旗人能剪辫子，紫禁城率先倡导。“内务府”便用各种理由保护辫子。其中之一是，辫子可作为进出紫禁城的标志。当然，内务部不会要求溥仪也剪辫子，哪知庄士敦一句话，胜过内务部公文无数。溥仪一剪辫子，紫禁城的千把条辫子几乎一扫而空，只有陈宝琛、朱益藩、绍英等少数大臣还保留着。

    为此，太妃们痛哭过好几场，师傅们一直哭丧着脸。不久，伴读的三个人，溥仪的胞弟溥杰、“伦贝子”的儿子毓崇、“涛贝勒”的儿子溥佳，以“奉旨”为借口，亦都剪了辫子，剃了光头。陈宝琛借题发挥，对毓崇冷笑一声说：“把你的辫子卖给外国女人做假发，你还可以得不少银子呢！”

    但是紫禁城里有发言资格的人，却不敢得罪始作俑者的庄士敦。因为庄士敦的在“毓庆宫行走”，意味着英国政府将会保护“小朝廷”。不过对庄士敦的戒心是越来越重了，有人甚至忧虑：“皇上会不会娶个洋婆子来当皇后？”

    这年民国十年，照中国人的习惯，溥仪十六岁，到了“大婚”的年龄了。

    立后是件大事。同、光两朝，都为了立后发生意见，影响到大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