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七章 (第4/6页)

，钱就是由此而来的。

    从袁世凯当临时大总统开始，北洋政府就靠借债度日，一是发公债，民国刚进入九年，公债已发了十次，总计金额不下三亿元之多。二是借外债，日本方面的路子是不大走得通了；财政总长李思浩另辟蹊径，以烟酒公卖收入作担保，向两家美国银行各借五百五十万美金，合计一千一百万，但除了军费、外债利息这些必不可少的支出以外，所余无几。各学校教职员的薪水无着以外，各机关亦普遍欠薪，因而出现了一个新名词，与“灾民”相对而言的“灾官”。

    受“灾”的程度各个不同。交通部是阔衙门，光是虽已停止发行，但仍为“有价证券”，可供抵押担保之用，并且有市价的所谓“京钞”——中国交通在京发行，印有“北京”字样，在民国五年为袁世凯下令停兑的钞票，积有两千一百万之多。财政部近水楼台，比较方便。陆、海两部可在军费中想办法。外交部颜面攸关，政府要尽力维持。农商部管着好些厂矿，别有生财之道。司法部有好些规费收入，不妨截留。“灾情”最重的是内政部与教育部。

    就在这“灾官”满目的当儿，中交两行无法维持，开始限制兑现，最初是限制数目，后来限制时间，银行只开门半天。这一来市面上谣诼纷传，大起恐慌，于是治安机关出面干涉了。

    北京的治安机关归三个人负责，一个是步军统领，由江朝宗换为李长泰，又由李长泰换为王怀庆；一个是警察总监，从袁世凯时代就任职的“当方土地”吴炳湘，垮在五四运动上，现在换了满脸横rou的段洪寿；再有一个是宪兵司令秦华。每夜“三堂会审”，将王克敏、曹汝霖找了去，询问库存现金多少，兑出多少，尚余多少。对这件事，曹汝霖很不高兴，终于有一天跟段洪寿发生了冲突。

    “你们要知道，不是两行亏空，是帮政府的忙受的累。你们这样子每天审强盗似的，算什么？”

    段洪寿自居为“地面上的”，毫不在乎地答说：“这是你们跟政府的事，我管不着。”依旧逐日盘问如故。

    曹汝霖不但受“地面上的”气，还要受“纸面上的”气——北京的报纸有三四十家之多，异军突起有张《京报》，主事者名叫邵振青，写稿时署名“飘萍”，他籍隶浙江金华，是个贫家的孤儿，靠父执帮忙，念过两年法政学校，以后就赤手空拳，闯荡天下，养成了只讲利害，不讲是非的性格。由于善交际、反应快，文字亦颇够水准，因而得任《申报》的访员，派驻北京。《申报》是全国第一的大报，邵飘萍挟报自重，北京政界亦多愿假以辞色。钱能训是浙江嘉善人，以同乡关系，走得很近。因而邵飘萍亦常出入徐世昌的公馆。清朝的“太傅”得以出任民国的总统，邵飘萍的捧场之功，自不可没。徐世昌手里有一笔由清室资助的“活动费”，是总额三百六十万元的“优字爱国公债”，市价约为票面的七折，徐世昌拿这笔钱广结善缘，邵飘萍亦分到不少。他拿这笔钱办了一张《京报》，同时还买了一辆汽车，衣饰华丽，举止阔绰，自不在话下。

    北京的门房，向来以来客的排扬定应付的态度。那时北京的汽车，一共不到一百辆，除了洋人，都是达官贵人所乘坐。因此，访员看汽车的动静，可以编出一段“要闻”来。譬如看到财政总长的汽车，出现在总理官邸门前，便会写出这样一条电讯：“日昨某总长访谒阁揆，截至记者发电时止，已长谈两个钟头，尚未辞出。某总长素为某总理所倚重，闻此次谈话内容，与内阁改组有关，对于孰去孰留，某总长之意见与阁揆不尽相同，如何安排，煞费踌躇，故讨论久之又久云。”究其实际，是财政总长的小儿子，要去看他的小朋友——内阁总理的孙子，所以由奶妈带着，坐了汽车去串门子。

    但邵飘萍虽然也编新闻，却非纯然的空xue来风，就因为好在他有一辆汽车，公府及要人公馆，出入无阻。见得一面，寒暄数语，问得两三个问题，回去加油添酱，便是一篇独家的“本报专讯”。因此，《京报》很快地站住脚，销量扶摇直上，俨然是北京的第一大报了。

    报纸有了地位，邵飘萍的生财之道便广了。本来当时北京的报纸，几乎没有一家不领津贴的。不过他人可以争多论少，讲讲价钱。邵飘萍是说一不二，要多少便是多少。不遂所欲，马上就会“报上见”。曹汝霖不知怎么得罪了他，所以挤兑风潮一起，邵飘萍便在报上说风凉话。及至限制的规定一公布，更是以同情存户的姿态，对曹汝霖展开了恶毒的人身攻击。

    邵飘萍说曹汝霖经手借日款，获得巨额回佣，所以同福夹道新造的住宅，富丽非凡，陈设尽是无价之宝。家里还有库房，积金无数。他建议交通银行的存户联合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