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第5/7页)

祺瑞自兼财政，而以吴鼎昌为副手，过相当时期，再提升他为总长。如果段祺瑞不肯自兼，则不妨由曹汝霖兼署。至于陆军总长，徐树铮保荐烟台镇守使聂宪藩，认为他可以胜任愉快。

    对于段芝贵，由于“一方面脸厚而欲奢，一方面手软而情重”，毕竟一仍其旧。至于财政总长，段祺瑞亦不愿自兼，听从徐树铮的意见，请曹汝霖兼摄。

    段祺瑞开门见山地说，对西南用兵，以筹措军费为第一大事。财长一席，大家不敢担任，他相信曹汝霖肯负这个责任，而且也有勇气。希望能跟他同任艰巨，兼摄财政总长，主持西原借款，同时推荐吴鼎昌做他的次长。

    这些情形，曹汝霖事先已有所闻，也在心理上做了准备，当下很痛快地一口答应，借款也很顺利。段祺瑞还特为南下犒师，在汉口慰劳了第一路司令曹锟、第二路司令张怀芝，又接受随行人员曾云霈、吴鼎昌的建议，乘兵舰东下，去安抚赣、苏两督，在九江接见了陈光远，到南京与李纯及淞沪护军使卢永祥欢聚，方始改乘专车由津浦路北上。

    其时用兵的策略是，一、二两路及段祺瑞所派的湖南督军兼第七师师长张敬尧，共分三路攻湘。另外由浙江派兵一师援闽，会同福建督军李厚基，出厦门攻湘、梅，声援被困于广东南路的龙济光。在湖南的北军，以湘乡、宝庆为右路，衡山、衡阳为中路，攸县、茶陵为左路，分别由张敬尧、吴佩孚、张怀芝负责。

    这三路当然是中路打得好，吴佩孚的第六师，连克衡山、衡阳。左路由山东暂编第一师及倪嗣冲的安武军所组成，战斗力最弱。施从滨的第一师，士兵跟要饭的没有什么两样。先是凭一股锐气，打下了攸县。没有几天工夫，湘军师长赵恒惕及零陵镇守使卷土重来，攸县失而复得。第二路三万五千余众大败，醴陵、株洲，先后为湘军收复，北军施从滨、张敬尧、张宗昌所部，分向长沙、萍乡撤退，溃不成军。

    其时徐树铮跟段祺瑞到了汉口，因为要安排奉军援湘，逗留两湖。在岳州得到前线败报，徐树铮除了急调奉军第一支队进援以外，星夜赶到汉口，为奉军打前站。一路所见，伤心惨目，打个电报给段祺瑞，预备“进京请训”，同时也作了战地视察报告。

    电报中说：“此次第二路之挫失，自有取败之道，实非意外。以树铮此行所见言之，长沙城外，施师退兵，并列官长，成列率行；仅仅十余、或廿、或卅成群，陆续麇集。头无帽、足多赤，间虽有履，而缎布草麻不等。身无军衣，所着汗褂，蓝白黑各异其色。枪虽未失，而枪子琅琅坠地，亦不顾惜，惟背后各背一包裹，大小不等，皆护之若命。树铮曾面询一二人：‘背后包里何物？’则嗫嚅不对。”

    想来包裹中总是值钱的“战利品”，却又不然。徐树铮又说：“至途中又遇零星窃逃者，准其附车北还，发现其包，则红裙翠袖、妇孺小衣，灿然盈目。”

    徐树铮既骇且怒，下令随行马弁，夺过来便往车厢外面丢。哪知可骇可怒之事，还在后面。徐树铮在电报中接下来说：“为之随车散掷，则皆拼命跳下，重复拾集而去，绝不顾及坠车生死。似此奋勇之兵，真可为国家痛哭矣！”

    根据所见，加以推测，徐树铮的论断是：“攸县挫失，或尚出于惊溃；醴陵挫失，必系掳掠而逃。此种军队，为之官长者，尚敢饰报敌状，希自遮掩，一死宁足蔽其辜乎？”

    这是指施从滨及张怀芝而言。张怀芝兵败以后，连电北京政府发给“收容费”，居然道是“打胜仗者固需款，打败仗者尤需款”。陆军部将这个电报转到财政部，将曹汝霖气得说不出话。他剃一个“海军头”，寸把长的花白头发，根根上竖，像一把钢刷，此时看来更有“怒发冲冠”之概。

    第二天正好是国务会议，一张“大餐桌”，国务总理坐了主位，左面内务，右面财政，接下来是外交、陆军、海军、司法、教育，交通、农商两总长忝居末座。曹汝霖本职是交通总长，为示谦虚，不坐兼摄的位子，所以与主席相隔甚远。因为如此，段祺瑞就没有注意到他这一天的脸色铁青。

    “这一次湖南的战事——”

    段祺瑞刚说得一句，突然发现远处冒出一个人，定睛一看才知道是曹汝霖。既然他站了起来，自然就有话要说，段祺瑞便停了下来，请他发言。

    “总理，提到湖南的战事，财政部实在不胜负荷。发了开拔费，不久又要收容费，我真不知道收容了这种军队，有什么用处。出师不到半年，军费已经用了不少，这样下去，我实在无能为力，请总理另简贤能。”说完，曹汝霖气呼呼往下一坐，将脸扭了过去。

    段祺瑞坐在那里，脸上一阵青、一阵红，好一会儿才站起身来，亲自走到曹汝霖面前，弯腰开口。

    见此光景，曹汝霖不免歉然，赶紧也站起身来说：“请总理回座。”说着，伸手相扶。

    “难怪你生气。”段祺瑞说，“怀芝也太难了，自己不上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