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9/28页)

的父子关系；第二重是与年希尧的兄弟关系；第三重是与年贵妃的兄妹关系。不过，一个天性凉薄的人，这三重关系都可以置之度外的。

    但是与年熙的父子关系，年羹尧一定会重视，而与隆科多的干亲家关系，则又不能不顾忌。这两条线，遥遥拴住，将会使得年羹尧采取任何行动时，都不能不考虑这两重关系上的变化与后果。

    更重要的是，皇帝将隆科多与年羹尧拴成亲家，即意味着赋予隆科多以监视年羹尧的责任。他应该规劝、勉励，必要的时候，应该举发，不然便是同谋，所以隆科多说：“如你我稍作两个人看，便是有负皇上。”

    皇帝对这件事自觉做得非常满意，同时年羹尧平青海，亦能不负所期，使得他可以大大地夸耀武功，因而踌躇满志，高兴得很。

    但是，其他方面的报告显示，年羹尧似乎根本没有了解他的意思。在皇帝看，青海之乱，根本不值得这样子支持，要兵有兵，要饷有饷，原来估计会打折扣的，照给实数，这样格外的支持，还不能打胜仗，又何贵乎你这个年羹尧？

    皇帝的意思是，期待着年羹尧能致允禟于死，而不让他落任何恶名。这一点要仔细去考虑，法子多得很，而最好的是一个“困”字。

    这是年羹尧所不能理解的。夺位之局已经大定，八阿哥、九阿哥、十四阿哥，纵使内心不服，亦只得委屈在心，既不敢公然诽谤，更不敢密谋造反。冤家宜解不宜结，何况是自己同胞？所以对于皇帝想“困”住九阿哥这一点，认为是不必要的。

    他自己是这样的想法，部下有个亲信，则更进一步地作了规劝。这个人叫胡期恒，字元方，湖北武陵人。他的父亲叫胡献微，官拜湖北藩司。其时年遐龄正当湖北巡抚，两人气味相投，结成至交。所以年羹尧跟胡期恒从小在一起，交情极深。

    到了康熙四十四年，胡期恒中了举人，皇帝南巡时，胡期恒因为献诗而授职翰林院典籍。不久，外放为夔州通判，在任恩信相孚，颇得百姓的爱戴，特为他建生祠，供奉他的长生禄位。这是做官最大的荣誉，没有一个长官不看重的，而况他的上官巡抚，正是总角之交的年羹尧，专折保荐，升为夔州知府，再升川东道。年羹尧由四川总督兼督陕西，复荐胡期恒为西安藩司。胡期恒确是个好官，而且很能干，年羹尧之言听计从，自不待言。

    当九阿哥被遣到西宁时，胡期恒便向年羹尧献议，对待九阿哥，最好敬而远之，看他行事如何再说。九阿哥颇为机警，知道年羹尧必奉有皇帝的密命，对他严加监视，同时他也知道，此时决非可以反抗的时候，所以在西宁安分守己，毫不生事，同时对属下约束甚严，凡是与商民有所交易，绝对不许争多论少，更莫说仗势欺人。因此，在西宁只要一提起“九王爷”，都会跷大拇指，说他是“贤王”。

    见此光景，胡期恒便劝年羹尧，应该特别礼遇九阿哥，不但要感化他不要再记着皇帝的仇恨，甚至可以期待他将来为国所用，能替皇上出一番力。

    这个想法自不免天真些。但他跟胡期恒都知道，这样做，还能使九阿哥减少对他的敌视。皇帝得位，内靠隆科多，外靠年羹尧，已是满朝文武尽人皆知的事实，所以凡是反对皇帝的，亦无不对隆、年二人斥以白眼。年羹尧为了自己的前程，希望能与九阿哥修好。这段心事，只是不便明说。胡期恒明白，亦不便揭破，所以才找理由劝他礼遇九阿哥。

    于是一月之中，总有两三次，彼此书信往还，虽是泛泛之语，总表示音信不断，关系不浅。这犯了皇帝的大忌，却苦于不便在朱谕中指摘，因而在雍正二年底，特召年羹尧陛见。

    年羹尧的恩宠，方兴未艾，所以这次奉召陛见，大家都以为必是皇帝因为他平了青海之乱，召进京去，面致慰勉，等他回到西宁，仪仗必又不同。因而无不以加官晋爵作预贺。年羹尧自己亦是这么在想，如今是太保，回来必是太傅了。

    动身之前，大宴门下幕友，飞觞醉月，逸兴遄飞，唯有首席的一位幕友，与年羹尧的关系介乎师友之间的杨介中独独衔杯不语，既无善颂善祷之语，亦无惜别的表示，不免使得年羹尧有怏怏不足之意。

    “杨先生，”他毕竟忍不住了，开口问道，“临歧在即，岂无一言为赠。”

    “我倒是有句话想奉劝大将军，只恐不肯见纳。”

    “杨先生这话错了。多少人说我骄恣跋扈，可是我不敢自以为是，凡有嘉言，无不拜纳，这不但自信得过，亦是举座堪以作证的。何以杨先生独以为我会拒谏？”

    “既然如此，我可不能不说了！”杨介中一个字一个字地说，“急流勇退。”

    此言一出，满座不欢。方在兴高采烈之际，有这么一句话，岂非大煞风景？年羹尧虽仍含着笑，表示不以为忤，但那笑容已很勉强了。

    “如何？”杨介中对满座的不满之色，浑似不见，这样催问一句，颇有自诩先见之意。

    年羹尧的酒意很浓了，不免发怒，但正当要形诸神色之际，突然省悟，改容相谢。“杨先生，”他说，“容我好好请教！”

    “不敢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