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第15/28页)

牢sao？

    “至于十阿哥，奉旨送青海活佛，到张家口托病不行，又私下与九阿哥来往，赠送马匹，九阿哥的回信，有‘事机已失，悔已无及’的话，你们想，他们要干什么？不就是想谋反吗？而且十阿哥又私下写了不少‘雍正新君’的灵牌，是想咒我早死！”

    话虽如此，皇帝却又表示宽大，说是：“这都是八阿哥固结党援，所以有种种不近人情的悖乱行为。如果追问，国法难容。我居心宽大，总想保全骨rou，不忍深求，还希望他们能够悔改。”

    接下来便痛责鄂伦岱、阿灵阿、阿尔松阿父子及揆叙等人，因为这四个人是人所皆知的八阿哥的拥护者。鄂伦岱是佟国纲的长子，隆科多的堂兄，与圣祖是中表而兼郎舅的至亲。阿灵阿即为从龙之臣遏必隆的儿子，早已亡故。揆叙是名父之子、名兄之弟，他的父亲明珠的财产，与他长兄纳兰性德的才情，一时无两。揆叙本人，在旗人中亦以饱学知名，当过翰林院掌院学士，死于八年之前，谥为“文端”，可知品行是不怎么坏的。

    皇帝因为此辈为八阿哥的死党，故而深恶痛绝。一年之前，便曾降旨，将阿灵阿的墓碑，改镌为“不臣不弟暴悍贪庸阿灵阿之墓”；揆叙的墓碑，改镌为“不忠不孝阴险柔佞揆叙之墓”。对阿尔松阿，皇帝认为他狡猾过于其父，特地将他革了职，发往奉天去守祖墓；鄂伦岱亦发往关外，与阿尔松阿同住，成为变相的充军。其实是便于监视，亦可说是皇帝有意要陷此两人于重罪，因为可想而知的，这两个人住在一起，绝不会“闭门思过”，至少，喝了酒会大骂皇帝。监视官员据实奏闻，皇帝便有了可以定他们死罪的根据。

    最后，皇帝有一段结论，他这样处置阿尔松阿与鄂伦岱，为的是解散党援，没有附会济恶的人，他的这几个胞弟便可以保全。不过又加了一个尾巴，说他兄弟之中，积习沉痼，既不能慑之以威，使他们悔改，而加意施恩，又不能感化他们，他内心深为抱愧，不过聊尽心意而已。话中已微露杀机了。

    交代了这件事，皇帝开始一意对付年羹尧跟九阿哥，尽量找他们两个人的错处，不过对九阿哥还只是责备，对年羹尧便是追究，一个月之中，“着令年羹尧明白回奏”的要案，不下二三十件之多。当然，每一件都是年羹尧无法说得明白的。

    到了四月里，先革陕西巡抚胡期恒的职，接着将年羹尧调为杭州将军，川陕总督派岳钟琪署理，抚远大将军印收缴。上谕由吏部咨行，四月十八日到西安，上下都震动了！

    有人劝他起兵造反，有人劝他俯首听命。年羹尧方寸大乱，经过四天的反复思量，才写了一个密折谢恩。而这四天的耽延，使得皇帝大为怀疑。事实上也确是如此，果然感恩，自然立即上折，何致迟至四天之久？

    事实上，年羹尧从回任以后，不断召集心腹，密议进止的种种情形，皇帝十知八九，因为他有许多耳目，分布在西北。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年羹尧的侍卫高其素，其兄是云贵总督高其倬。

    高其倬亦是汉军，而且与年羹尧同期，不但同期，而且是连襟。此人亦是翰林出身，居官谨饬，只是才具稍短，所以皇帝曾经有谕给他，说是“事事问年羹尧”。及至这一次年羹尧入觐，皇帝大为不满，决定要翦除他时，首先就想到高其倬，应该有所布置。

    皇帝心想，高其倬之与年羹尧接近，是奉旨办理，不好责备他，而且据云南藩司李卫上奏，高其倬亦没有什么勾结年羹尧的证据。但要收服他为己所用，却须使个能让他感德怀恩，又痛恨年羹尧的手段。

    于是，他在雍正二年年底，写了一道密谕给高其倬，说年羹尧谈到云南的吏治，认为一无可取，而且刑名、钱谷、盐政，以及云南特产，专供户部铸钱之用的铜矿，“皆不可问”，高其倬不称云贵总督之任。

    皇帝告诉他说，知道高其倬居官清正，所以完全不信年羹尧的话。而且自己认错：“朕命尔事事问年羹尧之前谕，大错矣！今当此谕共尔，朕实愧之。”

    皇帝肯用这种方式作为慰抚，高其倬岂有不感动之理，所以立刻上折声明。他说：“臣之与年羹尧，臣本非后进，受其栽培提挈之恩，又因生平小器，硁硁守分，不肯为夤缘趋附之行。彼此原在一族，又是连襟，然起初相见极稀，交情亦淡。后钦奉圣祖仁皇帝特旨，全族下翰林俱在国史馆帮修功臣列传，从此在一馆行走，日日相见。”

    对于交情之由来，他说得相当坦率：“臣谓年羹尧才长，可以胜繁剧之任，年羹尧亦知臣拘谨，不敢为败检之事，以此相知，实非因亲戚绸缪。”

    接下来说彼此的踪迹：“自年羹尧为四川巡抚之后，十七年不相见，或半年一年，亦有间二三年者，有书札问候。然昔日相识之旧意尚在，是以臣前于皇上之前，不敢隐讳，曾奏称与臣相好，不谓其遂至诬及臣之cao守名节。”

    此后便是自辩其如何不曾贪污，请皇帝“命员彻底清查”。最后又因为他的胞弟高其素，因中武进士派为侍卫，而由年羹尧挑带至陕西，“不胜愁虑”，请皇帝将高其素仍旧调回。

    皇帝自然大加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