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6/18页)

之家，母以子贵，而子亦以母贵，皇之子之母既然得宠，便很可能以幼夺长，被立为太子，所以宰相申时行等，上疏请立元子为东宫。皇帝拒绝，他的理由是皇后年纪还轻，尚未有子，倘如现在立了东宫，将来皇后生了嫡子，又将如何？

    以后数年，便常有请求建储的争议，到得万历二十一年，王锡爵从家乡省亲回朝，便全力推动此事。皇帝支吾其词，想出各种办法来拖延，最后计穷力竭，迫不得已在万历二十五年立皇长子为太子。此时共有五个皇子，除皇三子封为福王以外，其余三子封为瑞王、惠王、桂王。

    万历四十九年七月，皇帝宾天，即为神宗。皇长子于八月初一即位，改明年为泰昌元年。哪知这个皇帝资质下愚，在热孝之中，荒yin无度，以致即位十天，便得了病。有个鸿胪寺丞李可灼，私下进了一服丸药，自称是“仙丹”，其实是由妇人经水中提炼出来的红铅，乃是一种壮阳的春药。皇帝服了一丸，觉得暖润滋畅，胃口大开，非常舒服。哪知再进一丸，到了五鼓天明，呜呼哀哉！这天是九月初一，在位刚好一个月。

    这就是当初宫闱“三案”中的“红丸”一案。这个庙号光宗的皇帝既崩，皇长子即位，是为熹宗，宠信魏忠贤与乳媪客氏，搞得宫闱秽乱，丑不可闻，确是明朝亡天下的一个大关键。

    康熙皇帝的意思是，倘非王锡爵极力主张立太子，则神宗虽然偏爱福王，但废长立幼，亦知臣下必然反对，不致贸然行事。这样到了临终之前，择贤而立，明朝的气运又当别论了。

    “王掞莫非以为我是明神宗，没有主张，可以听任大臣摆布的昏君吗？”皇帝疾言厉色地说，“我本来没有杀大臣的意思，哪知大臣自取其死，我也就无可如何了。你们传旨给王掞，叫他明白回奏！”

    皇帝很少有这样震怒过，也很少以处死来威胁大臣，因而举朝失色，甚至没有人敢拿笔砚给王掞，仿佛这样一做，就会被误认为王掞的同党，牵连获罪。

    王掞就在宫门待罪。听侍卫传旨，要他回奏，却连纸笔都没有。思量面奏，又惮于天威，怕言语失误，反为不妙，迫不得已只好老实说了。

    “无纸无笔，无从回奏，可否赐我方便？”

    那侍卫于心不忍，替他找来一张纸，一支笔，一锭墨。王掞便伏在阶石上，用些唾沫将墨濡湿了，拿笔蘸了一蘸，写了一篇简单的奏疏。

    他说：“臣伏见宋仁宗为一代贤君，而晚年立储犹豫。其时名臣为范镇、包拯等，皆交章切谏，须发为白。臣愚，信书太笃，妄思效法古人，实未尝妄嗾台臣，共为此奏。”

    写完，由侍卫捧着呈上御前。皇帝看他自己承认是个书呆子，心里的气消了些，不过，最后一点，却还须细查——唐朝设御史台，所以御史称为台臣。王掞自辩，不曾嗾使陶彝等十二御史奏请建储，这话是真是假，当然要查。

    查明王掞的话不假，同时建议同一事，只是巧合。其时王大臣议奏：王掞及陶彝等十二人，应革职，从重议罪。皇帝考虑下来，作了一个情理法兼顾的决定。

    “王掞跟陶彝等人的奏折，都说是为国为君，如今青海、西藏一带，正在用兵，如果是忠君，就应该有灭此朝食的决心。这十三个人，可以暂缓议罚，照八旗满洲文官的例子，一律改委为额外章京，发往军前，交抚远大将军差遣，效力赎罪。”

    在文官来说，这等于变相的充军。十二御史，尚在中年，王掞年将七旬，鬓眉苍苍，一旦到了大漠荒寒之地，必死无疑。因此，皇帝又作了一个权宜的处置，命王掞的长子，正在当翰林的王奕清，代父从军。王家兄弟很友爱，老二奕鸿正在湖南做粮道，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认为老父获罪，长兄出塞，自己何能恬然居官。所以变卖了自己的产业，与奕清同行，成了一段佳话，号称“十三忠臣一孝子”。

    “安藏”的目标，可说已完全达成了。封号为“宏法觉众”的第六世达赖喇嘛，已在九月间坐床；拉藏汗的旧人康济鼐被封为贝子，掌理前藏后事；颇罗鼐被视同蒙古、青海的台吉，掌理后藏后事。同时有上谕：留蒙古兵两年，戍守西藏，以防准噶尔再度入侵。

    但是，皇帝既未大赏将士，又不令抚远大将军班师，确是对胤祯抱着极深的期望，有他的一番打算。

    皇帝是想到孟子上的几句话：“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让胤祯在穷边极塞，苦寒荒凉之地，磨炼个三年五载，不但“吃得苦中苦，可为人上人”，而且习于军旅，多经战阵，遇到外患内乱，才能从容应付。

    当然，能够收服准噶尔，做到真正的统一，版图之内，尽皆臣服，是胤祯足以继位的一大资格。即使武功上差一点，可是领兵出塞有三五年之久，这番辛劳是其他皇子所不曾经过的，光凭这一点，选取他继承大统，亦可使他的同胞手足，无话可说。

    因此，皇帝在三月间命平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