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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柏葰自身也有责任，只不过量刑有点重，为柏葰奏请昭雪的官员未免措辞失当；又念及柏葰为两朝重臣，且办事勤慎，赐柏葰之子柏钟濂四品卿衔；之前参与审案的吏部尚书全庆则被冠上“不能悉心核议”的罪名，降级调用；率先揭发戊午科场舞弊案的御史孟传金也饱受朝中同僚白眼，“遂摭他事发回原衙门”。

    戊午科场案后，直到清朝灭亡，再无大的科举案发生。不过，科场弊端并未就此结束。每到考试前，递条子、通关节依然成风，鲁迅的祖父周福清便是因为递条子而陷入一场牢狱之灾。

    光绪十九年（1893）三月，时任内阁中书的周福清因母亲去世回绍兴老家丁忧。当年刚好是大比之年，浙江乡试的主考官通政使司参议殷如璋刚好是周福清的同科进士。周福清便想利用同年之谊为儿子和几个本族子弟通关节。为了避人耳目，周福清决定在半路拦截殷如璋。七月，殷如璋乘官船自京城赶往杭州，七月二十七日抵达苏州，停靠在阊门码头。早已经在苏州等候的周福清派家仆陶阿顺拿着一封写有关节的书信前去投帖拜会殷如璋。陶阿顺到达码头时，殷如璋正与副主考周锡恩在船上交谈。莽撞的陶阿顺便擅自将名帖信函交给了殷如璋的差人。殷如璋收到信后，一看是周福清的名帖，多少有些心领神会，因周锡恩在场，不便立即拆看。而岸边的陶阿顺等了许久后，依然不见回音，不耐烦起来，竟然对着官船大喊起来：“这一万两银子的事非同小可，怎么收了银子连个收条也不给？”事情由此败露。殷如璋不敢隐瞒，当即将书信连同陶阿顺送到苏州府审讯。凡信中提到的考生均被扣考，周福清则被逮捕入狱，判“斩监候”（死刑缓期）。幸运的是，当时已经是清朝末年，官场腐败成风，周家反复用钱上下打点，周福清在死缓八年后，终于被释放，但周家也从此衰败。

    由于科举考试是通往权势和利益的唯一门槛，因而无论采取如何严密的防范措施，或如何残酷的严刑峻法，始终还是难以杜绝侥幸者的作jian犯禁。民国年间的重要政治人物胡汉民一度叱咤风云，其实他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历史上著名的科场代考枪手——他曾经在清末两次代人参加乡试，均顺利中举。

    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列强侵凌日重，国内危机四伏，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等重臣联衔奏请停止科举。清廷经过考虑后，接受了呈请，下令废止科举。至此，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科场积弊也随之而断绝。

    第二章　甘肃冒赈案

    乾隆是清朝第一个靠秘密建储制度登上皇位的皇帝，上台伊始，尚无自己的势力和亲信，执政初期为坐稳皇位费尽了心思，因而大权在握后，喜欢乾纲独断。又自诩“明君”，公然宣称“本朝无名臣，也不需要名臣”，因而朝廷上下均“以模棱为晓事，以软弱为良图，以钻营为进取之阶，以苟且为服官之计”。其身边重臣也多是品行cao守不良之辈。

    楔 子

    乾隆后期，由于乾隆皇帝本人挥霍无度，大讲排场，因而也就无法控制各级官员的贪赃枉法，以致形成了以和珅为中心的贪污网。仅乾隆四十五年（1780）以后揭发出来的贪污大案就有数十起。

    乾隆四十六年（1781），在甘肃发生过一起地方官员以赈灾之名共谋作弊、肆意侵贪的巨案，牵涉总督、布政使及以下道、州、府、县各级官员，涉案金额之巨，牵连官员之多、级别之高，都是大清开国以来所未有，并波及直隶、盛京、江苏、浙江、云南等几个省，震动全国。时称“甘肃冒赈案”。乾隆皇帝惊呼此案“为从来未有之奇贪异事”。

    壹　想当清官不容易

    乾隆四十六年（1781）六月二十四日，北京正值盛夏，骄阳似火，酷热难耐。当今天子乾隆皇帝早就去了承德避暑山庄凉快去了。京城的老百姓自然没那个福分，只能躲在自个儿家中勉强避暑。在这样闷热的天气，即使是在华盖云集的京师，街上来往的行人也极为稀少。

    突然间，从前门方向快步奔来一名五十多岁的普通老汉，满头大汗，肩上扛着一副衣褡，直奔崇文门的九门提督衙门。差役认出老汉就是前门联兴帽铺的店主张度仲。张度仲也不多说，直喊要报官。九门提督衙门大学士英廉（本姓冯，内务府包衣，汉军镶黄旗人，其孙女即为大贪官和珅正妻）刚好正在大堂办公，闻讯急忙叫人带张度仲进来。张度仲跪下后二话不说，先将衣褡放在地上，打开一看，里面全部是黄灿灿的金条。大致一数，竟然有六十根之多。

    根据张度仲的交代，事情的大致经过是：三天前，也就是六月二十一日，位于前门打磨厂的联兴帽铺突然来了一位熟客——盛京（即沈阳）源有通帽铺的伙计何万有。店主张度仲亲自将他迎进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