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出书版)_第5节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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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5节 (第1/6页)

    韩约大喜,说:“来世愿为牛马。”

    仇士良说:“我直接取你项上人头!”

    事变爆发时,郑注曾带数百亲兵前往支援,途中得知李训已败,就只好返回凤翔。仇士良密令在凤翔监军的宦官,叫其扑杀郑注。这个世界有多么奇怪。纵观唐朝乃至整个中国古代史,如果宦官想策动政变,成功率几乎是百分之百,很少有失手的。不谈智商的事,那未必靠得住。关键大约在于:他们虽然失去了阳物,但却有着极其强大的神经,做起事来是那样从容不迫。

    在凤翔,对付郑注的宦官是个叫张仲清的无名小辈。

    虽然此人一时间不知怎么扑杀郑注,多少有些迷惘,但却没露出任何破绽。最后,在部将帮助下,设计宴邀郑注议事。

    此时的郑注已是进退维谷。他当然知道,自己随时都有可能死于非命。但是,他没法跑。是啊,作为凤翔节度使,一个朝廷大员,他就算有潜逃之意,能跑到哪呢?人生中最难受的不是绝望,是无望。绝望还有置之死地而后生这么一说。无望呢?是完全没希望了。

    对郑注来说,就是等死了。

    郑注带着凤翔节度副使钱可复去赴宴。

    真正是宴无好宴。郑注眼神特别差,高度近视。宴席上,当对方抽刀时,他还没看清那人在干什么,就当场被斩了。钱可复亦遇害。郑注死前不知道的是:多年前,段成式的一位朋友,就已经预测到了这一幕的发生。

    这位朋友叫石旻,精通藏钩(一种猜物游戏),又善于预言,敬宗宝历年间,他随吏部尚书钱徽及其弟钱可复至湖州,钱氏兄弟想吃兔饼。时为夏季,属下好不容易捉到几只兔子。石旻见后笑道:“可将兔皮留下,我记一事。”遂钉皮在地上,用红笔写下道符,自言自语:“恨较迟!恨较迟!”钱可复问其意,石旻答:“我只是想记载一下兔年将要发生的事而已。”

    钱可复与郑注死难这一年,正是兔年。

    事变后,仇士良、鱼弘志除给自己加官晋爵外,还取得了参与延英殿议政的资格。在以往,能在这个地方与皇帝议政的只有宰相、重臣。而且,仇士良严密控制了文宗的自由,动不动就举“甘露之变”数落文宗。面对数落,文宗所做的只有低下头老实地听着。从此,专权的宦官“上迫天子,下凌宰相,视朝士如草芥”。

    “甘露之变”后,人人自危。事变结束后很长一段时间,大臣及文士都不敢提及此事,但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通过采访,从侧面写到了这段痛史:“永宁王相王涯三怪:淅米匠人苏润,本是王家炊人,至荆州方知,因问王家咎徵,言宅南有一井,每夜常沸涌有声,昼窥之,或见铜厮罗,或见银熨斗者,水腐不可饮。又,王相内斋有禅床,柘材丝绳,工极精巧,无故解散,各聚一处,王甚恶之,命焚于灶下。又,长子孟博,晨兴,见堂地上有凝血数滴,踪至大门方绝,孟博遽令铲去,王相初不知也,未数月及难。”

    事变中遇难的宰相之一王涯,本没有参与剪除宦官的谋划,最后在酷刑下违心招供。王跟韩愈是同期进士,算朝中的老人了。“甘露之变”爆发这一年,他已七十岁,是退休的年龄了。此前,有人曾劝其隐退,但王恋恋风尘,舍不下利禄,最终在退休前一刻死于非命。王涯死后没多久,身在荆州的段成式采访到从长安逃到该地的王家厨师苏润,得知事变爆发前王家出现三件怪事:一是王家宅南有井,每到夜里便有沸腾之声,白天苏润曾窥视,有时见铜厮罗(洗手用的器具),有时见银熨斗,打其水,水质有腐味而不可饮;二是王涯家中有一禅床,以柘木和丝绳制造,但后来无故地解散;三、其长子王孟博在一天早晨见厅堂地上有凝结的血迹一串,到大门口才消失,叫家人铲去。怪象发生几个月后,王涯被杀。当然,这只是传说。但这种传说,为“甘露之变”蒙上一层永远无法去除的感伤。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宦官专权最严重的三个朝代之一,如果说东汉和明朝的宦官还不敢把皇帝怎么样,顶多是干预朝政、对抗大臣,那么在唐朝中期以后宦官的嚣张则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杀皇帝如儿戏。唐朝有两个皇帝于正史中被明确记载死于宦官之手:唐宪宗和唐敬宗。另有三个皇帝的死亡真相则被唐人隐秘地记载于笔记中:唐玄宗(死于宦官李辅国之手,《杜阳杂编》有隐晦记载)、唐顺宗(死于宦官俱文珍之手,《续玄怪录》“辛公平上仙”即写其秘事)、唐宣宗(死于宦官王宗实之手,唐末史书《东观奏记》有隐晦记载)。

    仇士良虽没亲手杀过皇帝,但在其掌权的八年里,幽禁了一个皇帝,诛杀了四名宰相,刺伤了一名宰相,处决了二名亲王,斩了一名皇妃,矫诏擅立了一个皇帝,最后决定退休了。

    那是唐武宗会昌四年(公元844年)。虽然他一手把唐武宗扶上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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