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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纸了。我想到这里，起身欲走。钟爱华忙道：“您这是要去堵人揭发造假黑幕了？”我点点头，事不宜迟，要趁他们觉察之前，把这根线死死咬住。

    钟爱华怯生生地问他能跟着去吗，一脸期待。我犹豫了一下，但又不想打击这小家伙的积极性，就说你可以跟去，但不许跟任何人说。钟爱华雀跃不已，把脖子上挂着的那台相机举起来又放下：“我答应您。不过万一这案子破了，您可得让我做个独家报道。”

    “一言为定。”

    我们俩离开小饭馆，直奔阎山川家而去。阎山川家照旧大门紧锁，不知昨晚他们吵得如何。我们蹲守在巷子口附近，过不多时，一个留着半长发的邮递员骑着自行车进来，他拿出两份报纸，熟练地投进邮筒，然后车把一打，骑了出去。他自行车后座搭着两个邮政大挎包，里面装满了花花绿绿各种邮件。

    钟爱华用眼神问我怎么办，我说跟着他。我们没时间叫车，只能靠双脚去跟踪。好在那个邮递员一家一家投递，速度也不快，我们勉强能咬住他。就这样，我们跟了他在城区里转了足有一下午，邮递员一直在各处街道投递，没有任何可疑之处。

    跟踪邮递员可不是个轻松活，我毕竟不是方震那样的侦察兵，跟到后来，累得有些腰酸背疼。钟爱华倒是生龙活虎，还不时举起相机拍上几张。一想到他不时投过来的崇拜眼神，我就不好意思说自己累了，只得咬着牙坚持。

    邮递员给一家单位的收发室投递完一摞邮件，然后沿着马路骑下去。钟爱华看着他的背影，忽然诧异道：“好奇怪啊。”我问他怎么了。钟爱华说邮递员都是分片儿的，一般负责一个城区内的特定几条街，可他刚才明明是在金水区，但现在过了马路，从区划上说已经进入管城区来了，这不合投递规矩。

    我摸了摸下巴，若有所思：“这么说，他跨区是为了把寄到阎山川家的订货信送出去？”

    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们两个人精神一振，跟近上去。我们看到邮递员过了马路，把自行车停在一座五层大楼前，捧着一大堆邮件进去，过了五分钟才出来。出来以后，邮递员没有继续前进，而是车头一拐，穿过马路回到金水区。

    他这个举动，无疑证实了我们的猜测。钟爱华问我接下来怎么办，我说你去跟邮递员，你把相机给我，我进楼里去看看，咱们俩晚上在刘记烩面那儿碰头。钟爱华跟小兵张嘎似的，特严肃地冲我敬了个军礼，转身跑开。

    这大楼一进门是个开阔的大厅，左右立柱旁各摆着两个落地缠枝大花瓶。正中一尊大座钟，钟上头墙上挂着一幅洛阳牡丹图。这估计是某个事业单位的产业，租给小公司当办公室。我从大楼铭牌上看到，多是会计师事务所、旅游公司、法律咨询、某某驻郑州办事处、图书编辑室之类。人来人往，还挺热闹的。

    我径直走到前台，装出特别焦急的样子，说有一封特别重要的信件递错了，必须要找回来。前台是个小姑娘，挺同情我，指了指身后一个大纸箱子，说这是刚送来的，还没分捡到大楼邮箱里。我翻了一圈，里头没有写着阎山川家地址的邮件，就问前台之前有谁拿过没有。前台小姑娘先说没有，后来又说有一家公司是邮递员直接送上去的，不走前台，在四楼，叫新郑图良工艺品有限公司。

    我谢过小姑娘，抬腿朝四楼爬去，左拐第一间就是。说来奇怪，相邻的几家公司都挂着黄铜色的牌匾，悬着海报，门前打扫得很干净。这家公司倒好，门前堆着几个破纸箱子和废纸堆，门框还留着胶带痕迹，紧闭的磨砂玻璃门上贴着一张打印纸，上面印着“新郑图良”五个字，怎么看都不像一家正经公司。

    我一看这名字，就知道肯定有蹊跷。

    国家有明文规定，制贩高仿古代工艺品是合法的，制贩赝品是违法的。可是高仿和赝品之间的定义特别微妙，它们的区别，往往只在于买卖的时候是否明确告知性质。说白了，同样一件唐三彩，你说这是高仿的您拿好，这就合法；您说这是乾陵挖出来的，就不合法——当然，两者的价格也是个重要参考——所以很多造假者钻这个法律空子，给自己披上一层仿古工艺品的合法皮，公然生产大量高仿品。至于这些高仿品在市面上以什么身份流通，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我在门口观察了一会儿，没着急敲门，而是转回楼下。我跟前台小姑娘攀谈了几句，趁机从纸箱子里偷偷拿走一封寄给本楼一家杂志社的信，又借了张信纸和一个空信封。我在信纸上潦草地写了几句话，放进信封，然后填入阎山川家的地址，撕了张邮票封好，再走上楼去。

    我敲了敲门。门很快开了一条小缝，一个女人探出头来，一脸警惕地看着我。我把两封信递过去，满脸堆笑：“你好，我是三楼律师所的，刚才我上楼的时候看见邮递员掉了两封信，估计是你的，给送过来。”

    女人的表情稍微缓和了点，她接过两封信，飞快地扫了一眼信皮，然后拈出那封杂志社的信还给我：“这封不是。”

    我把信接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