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晚明投献问题的相关说明以徐阶 (第2/3页)

一仆”关系。

    首先，必须承认的一点是徐阶的田产中有很大部分是通过“投献”的方式获取的。

    有些学者认为，徐阶家族的主要资产来自于经商，是得益于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经济环境，我个人认为这种说法有失偏颇，因为徐阶的家世可算是清贫，到徐阶这一辈才渐有起色。除了傣禄，接受“投献”是其“资本原始积累”的开始，也只有通过特权所兼并的田地，才能为后来的经商资本。

    这种关系可在隆庆五年四月发生的孙克弘案可以得到证明，对此案的简略情形，可从高拱的《覆巡城御史王元宾缉获钻刺犯人孙五等疏》（《高文襄公集》卷17）中得知

    “孙五先年与未到官汉阳知府孙克弘父为家人，后五积有田产，见得徐阁下位居首相，势焰逼人，将原主背讫，将田产等项值银一千五百余两进献徐府充为家人，改名徐五。徐府随给银二万余两载原籍开张典当铺面；

    亦有在京华亭人朱堂、王忠并脱逃沈信、沈究学各年月不等，陆续投入徐府，朱堂改为徐堂，沈信改为徐信，并同在官雇工人唐艾领不在官徐僠本银二万余两；

    王忠改为徐忠、沈究学改为徐究学，与同在官蔡元、张恩、王忠、沈耀领徐瑛本银一万八千余两，俱于东安外假以开张布店……”

    从这里可以看出，“投献”完成后，“投献者”如孙五、朱堂、王忠、沈信、沈究学等人分别改姓为徐五、徐堂、徐忠、徐信、徐究学，且被冠以“家人、义男、“过继子”等身份，徐阶与他们之间形成“主一仆”关系，这就是后世学者将徐阶案作为“奴变”的原因所在。

    第二种关系是由“不敷产价”而形成的，即一种特殊的“典买主一典卖主”关系。

    明代对于“投献”的惩罚极重，一般情况是要被判充军。

    在弘治《问刑条例》（《明代律例汇编》）中就有类似规定

    “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豪势要之家，捏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寺观及应得之人管业。

    其受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山东河南北直隶各处空闲地土，祖宗朝俱听民尽力开垦，永不起科。若有占夺投献者，悉照前例问发。”

    而这一条例是比附《大明律·户律二·田宅》之“盗卖田宅”条而来的

    “若将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朦胧投献官豪势要之人。与者，受者，各杖一百，徒三年。

    田产并倒卖过田价，并递年所得花利，各还官给主。若功臣初犯，免罪附过再犯，住支体给一年三犯，全不支给四犯，与庶人同罪。”

    显然，在制定《大明律》时并没有意识到“投献”的严重性，或者说当时“投献”行为并不很普遍，所以才会将“投献”具体到“互争、及他人田产，妄作己业”等几种可能。

    而弘治《问刑条例》中新增条例，对“盗卖田宅”律条中可能出现“投献”情况做了细化和增加，并加重了对“投献”的处罚力度。

    随着新的《问刑条例》的制定，先前的条例就已经失去效力。

    嘉靖《问刑条例》与弘治《问刑条例》没有区别，而万历《问刑条例》有所微调

    “一、军民人等，将争竞不明、并卖过、及民间起科、僧道将寺观、各田地，若子孙将公共祖坟山地，朦胧投献王府及内外官豪势要之家，私捏文契典卖者，投献之人，问发边卫永远充军田地给还应得之人及各寺观，坟山地归同宗亲属，各管业其受献家长，并管庄人，参究治罪山东、河南、北直隶各处空闲地土，祖宗朝俱听民尽力开种，永不起科，若有占夺投献者，悉照前例问发。”

    值得一提的是，对“投献”的严厉处罚并非仅仅停留在制度规定层面，而且确实落实到具体司法实践。

    当时不少大臣都上疏要求严惩，在《明史》中有不少记载，如

    《明史》卷180《李森列传》……森疏陈十事。未几，以贵幸侵夺民产，率诸给事言“昔奉先帝救，皇亲强占军民田者，罪毋赦，投献者戍边。一时贵戚莫敢犯。……”帝善其言而已，赐者仍不问。

    《明史》卷178《朱英列传》“……疏陈八事……镇守中官、武将不得私立庄田，侵夺官地……治jian民投献庄田及贵戚受献者罪。”

    《明史》卷15《孝宗本记》秋九月庚戌，禁内府加派供御物料。闰月癸已，禁宗室、勋戚奏请田土及受人投献。

    《明史》卷77《食货志一》世宗初，命给事中夏言等清核皇庄田。言极言皇庄为厉于民。自是正德以来投献